再加上政策倾斜保护泗上村社的稳定，更不可能从本地获取大量的廉价人口。
经过七年前的同义会之后，也确定了“乐土”的阶段性发展的道义，使得这两种模式都算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尝试。
这种尝试对泗上有利，但是对于那些失去土地逃亡的贫苦农夫而言，自然无利。
春秋时代的村社传统和井田制思想残余，在一些失地者那里颇有些回流反动的意思。
譬如村社土地不能买卖、人死之后重新授田、村社自治之类的思潮，也开始有所流传。
于是便出现了第三种模式，和泗上的村社制度有点像但又完全不一样的模式。
这种模式算是农家空想的一种尝试，和墨家推动工商业发展和启蒙萌芽的道路完全是相悖的。
一方面农家不重视手工业，认为应该做到市贾不二价，贤者与民并耕，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为了集中资本发展工商业打下基础，而是一种空想之下的反动回溯。
另一方面农家控制的地方工商业不发达，始终处在一种被泗上倾销的地位，他们却又不集中力量当然也没有力量发展工商业。
若是在偏远地区或者远离泗上这个工商业极为发展的地区，这种小国寡民村社自治市贾不二价贤者并耕的空想也是可以实现的。但偏偏距离泗上太近了，巨大的冲击之下，出现了太多的问题。
本身这就是一种托古的平均空想，农家的那一套属于是对社会变革的恐惧。一方面要忍受贵族封建制的剥削、一方面又要承受工商业者的利润，再加上距离泗上太近，不出问题就鬼了。
泗上的村社模式投入太大，需要的识字人口太多，需要一个工商业发展的周边环境，可以说维持一些泗上就已经是墨家的极限了，不可能拓展到整个天下。
于是在楚国即将被攻破、形式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必须要作出一个选择，今后天下的模式是什么样？
既不能完全按照泗上的模式，因为各地情况不同，不可能同一视之；二则是泗上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经济殖民扩张，吸着四周和天下九州的血养一州，若是将天下视作一个整体，那么这种模式就不行了。
对楚开战之初确定的原则，就是走第二条道路，放弃第一条道路和第三条道路。
也就是放弃“贵族利用封地封建劳役特权，通过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农夫的压榨而转型”的这条必然会保留大量封建残余的路。
也放弃了“复古”的井田制村社变种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