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拍马屁，随手之举罢了。
对江夏和汉阳来说，长江在侧，近一点远一点的粮食，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多重作用下的武汉现状，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行政成本，但同样的，相较洛阳极其低下的效率，武汉行政成本的增加，其实是理所当然、十分必要的。
站在两百万人口的门槛上，武汉要面临的挑战，远比跟唐朝朝廷来一场捉对厮杀还要大。
两百万人口，需要增加大量配套的基础设施，除了武汉体制所必然配备的教育设置之外，诸如道路、消防、治安等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招聘、培训、上岗，就是相当消耗精力的事情。
以消防为例，尽管属于临江城市，但武汉不论江南江北，都是大量的木制建筑或者砖木混合建筑。一旦爆发火灾，扩散起来的范围就不是一户两户一家两家，而是一个片区一个片区地遭难。
针对这种情况，不论江夏还是汉阳，亦或是新置的咸宁市，在划分居住区、工业区的时候，都是呈现一种条块分明的状态。每个街区的节点上，都会有消防作用的水塔，城市的排水系统，也要考虑排水渠要承担防火沟的功能。
这种看似历朝历代一脉相承的城市布局，其实内在区别极大，安防人员需要的素质，绝非是传统的“贱籍力夫”。
当灭火也需要相当专业的技能时候，等于一个全新的职业，就这样诞生了。
类似消防这种情况的，自然还有相对亲近的“警察”，概念上的“片儿警”，以半官方半民间的形式，出现在贞观朝的武汉。
“片儿警”的来源多样，可能是某个工业区的头面人物，也可能是地方“乡贤”的亲眷子侄，总之，他们需要在官方有“印象”，在民间有“威望”。作为武汉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缓冲带而存在着，当事情无法调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武汉的“粮官”，武汉官方就会学习孟德公，借他“人头”一用，来安抚军心。
当然不会真的剁了人头，但各种猛如虎的操作，还能能够唬住大量不明真相群众的。
至于事后偷偷地给个补贴，让他们换个岗位再就业，也算是基本操作。
武汉各种原因各种条件催生出来的各种职业，只能在武汉的体系中发挥最大的能量。假如整个天下都是武汉的体系，自然是不必担心这样那样的风险。
但因为大唐朝廷的客观存在，武汉是以“异类”的形式示众，这也使得各种新生职业的从业人员，尽可能低保证武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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