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外国人要我陪喝酒，不管多少都会喝，跳舞，导游，什么都肯干。
只可惜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太拼了，最后有次喝多了，被一个外国人……玷污了。当时自杀的念头都动过，觉得此生无望。结果一年后他却冒出来，说知道我的人品，不嫌弃这些，我很感动，就在一起了。
可惜结婚两年，就遇到了他出事。当时虽然是我提的离婚，但我也问心无愧，这四年里我再没对不起他，都是洁身自好。我的想法无非是：当时不划清界限，如果我也受到牵连，谁捞他回来？谁帮他申诉？
当初他也是跟我商量过的，同意了我的做法。一开始两年，他也很有信心，一直给我写信，等我想办法——可惜77年之后，他渐渐没有耐心了。他不理解，***都已经粉碎了，为什么他和其他几个同志还不能回来。
又等了一年，他居然偷偷在那边，跟一个同样犯错误下放到大西北种树的年轻女同志结婚了。因为后来都没回信，我居然都不知道，偏偏女方还是初婚，我怎么好意思再回去纠缠，唉，都是命。
上个月，好不容易等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批没有牵连到大案里的普通案子都回来了，我连忙用尽浑身解数托关系找人情递材料，帮他也……结果前天却等他带回个比我年轻的女人。”
说完最后一句话，韩婷再次委顿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
顾骜觉得自己脑子一阵不够用。
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多离奇复杂、还偏偏不知道该指责男女双方中哪一方的纠葛……
或许，就是时代特色？
不过，他也知道，这个悲剧说到底，还是耐心的问题——国家给受了冤枉的人翻案子，那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地方上的小错误，一般77年就放回来一波。
而做过京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错误，确实有很大一批是等到了伟人上个月那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出来的。
再往后，还有81、82回来那一波高峰期，人就更多了，当年的职位也更高一些，主要是涉及到一些大案，必须等国家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后，才好动。
而韩婷的前夫，应该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盼头，所以在等待中绝望了。
因为人在逆境中，往往是需要给他竖一个标杆，告诉他再坚持多久就到终点，这才容易鼓舞起毅力。一旦他以为的标杆过了、但是终点没到，很多人都会自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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