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国际关系专业来了个变态，博士新生，是个中国人，入学第一次presentation就让基辛格教授听得拍案叫绝。”
“好像教授还放话了，以后那个变态的presentation纸质报告，要提前交给教授本人检查、帮他修改润色，才允许正式答辩。教授来本校三年，这是第一次给学生这种待遇呢。”
基辛格组织的课题组汇报结束后，当天晚些时候，如是的传说，就在乔治敦大学的校园里传开了。
虽然中国已经开放数年，留学生也有了一些，但此前毕竟都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或者最多是商学（学商的多半还是早年湾湾来的）
但在乔治敦这种政法外交氛围浓厚的学校，孤傲之前，还真是没有其他大陆人被本校学生接触过。
所以他们只能靠社会上的刻板印象来认知，并没有被后世众所周知的“学霸黄祸”恐惧支配过。
现在，就从顾骜开始吧。
不服质疑的人，当然也有。
“中国人读书真这么牛逼？不可能吧，他们不是很闭塞，没有自由意志的么。你说中国人苏联人数学好我还信。论怎么玩宪政民猪、斡旋诡计，中国人懂个屁啊。”
“不可能！这不可能！他们都集权了几千年了，他们骨子里就只有‘非奴隶则反贼’，连自由民这个词都不会写，从来不知道什么叫compromise的艺术！绝不可能！除非你把课题报告的内容告诉我们，大家公允地评判一下！”
质疑者们如是说。
不过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懂行者立刻反驳了这种可笑的诡辩：“内容怎么可能让你知道！这一行的规矩，汇报材料都是保密的。你这种外行人都能听说，那岂不是外国人也知道了。
反正麦卡伦、帕特里克、莎拉他们三个都是心服口服的，对教授的评判标准并无不服。你这种门外汉不服憋着好了！”
开玩笑，其他博士生怎么可能让答辩内容外泄呢。
这是所有现场听讲同学的共同福利，他们还指望着从这种高度保密、只有口传耳受的秘笈中，为自己将来的人生仕途多一丁点竞争力呢——虽然这一次汇报讲座的收获不大，但架不住此后还有至少两年。要是顾骜一直能保持这个状态，积少成多也够大伙儿受益匪浅了。
外泄只会导致秘笈不灵。
不过他们其实也想多了，因为顾骜当然不可能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表现，
这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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