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上班，收入嘛，不好不坏的那种——”随着她的手伸过来，iPhone6 plus的屏幕上，一个严肃的白皙长方脸、浓眉毛、不大的眼睛显示出不苟言笑的性格，身着西装的证件照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比我大好几岁呢，说是转成北京户口了，我也懒得核实真假，反正老是觉得喜欢不起来，虽说如今也不讲究什么要爱得多深了吧，而且吧，他那工作就是特忙，很少能在一起，他又山东一农村小地方的，家里肯定不富裕，我好几个朋友，都说这种思想特老土的地方的人，还是…你觉得呢？”
我当然不会给出看法，可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更不知道她怎么对我忽然如此推心置腹，毕竟此前说话都不多，虽然每次遇上时，她的神态总是非常友好。我也没觉得在与其他同事聊天时，会显出多有社会经验来。加之对于“非诚勿扰”之类，在我看来无聊至极的节目横行的当今中国，我根本无心了解年轻人的婚恋观，这在我早已是“
不闻是非身外事，何必词句道曲直”了。
不知是不是恰恰因为年龄原因，我竟然也时不常地会冒出“现在的年轻人啊”这种感慨，好在并不认真关注和思考。只是会固执地认为，我当年恋爱或者其后结婚的时代，大多数人，还会抱着“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这样纯洁期许，去看待中意对象的话，当今的社会风气，早已弥漫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只看重现实的无奈。
“主要人得正派，上进，是吧？当然还得处得来，还是自己拿主意，所谓‘傍路造屋，三年不成’嘛。”我自以为这番模棱两可的回答颇为得体，视线已经转向电脑里吃午饭前编辑得差不多的一条有关中日关系的报道，就差怎么总结到如果日本政府不识时务，将会被中国压制得让日本更加没有前途。当然，日本如果识时务，中国也将在中日关系转好后获得更大的益处，总之，就是中国政府无论迎接怎样的外交局面，胜利的都是中国。
这是鲁道瑄传授我的在中国媒体进行报道的经验，更是不允许有任何突破的原则。他当时还打了个比方，称“这就像中国某地遭受了少见的水灾或者旱灾，但在年终向老百姓宣传政府业绩时，还是（此处略去51字）”。
“呋，正派上进，还要条件好，这得多走运才能碰到呢，我怎么就遇不上一个半个的官二代呢，就是个一般般的富二代也成啊。”耳边是袁昊纤的一声感叹，我刚想说比起条件，更要看本人有没有前途，马上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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