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呀，不说了班里的活动，老师要求的。”我随口就辩解了一句。不得不承认，很长时间里，我虽然没有达到鲁迅所说的“看到袖子，就想到白胳膊及至裸体那种惟在这一层能够思维如此跃进”，表面上却“要非礼勿言、勿视”的虚伪至极程度，但中国思想传统中，这类毒害，的的确确潜移默化地对我形成很多心理阻碍和暗示。因此当姐姐很是随意地一句询问，我也几乎出于本能般地立刻否定，仿佛认同她的猜测，是暴露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后来发现，无论倡导“不学礼，无以立”的孔孟、还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都并未极端仇视男女的正常交往。孔子会说“食色性也”，朱熹的妹妹改嫁时也没有什么阻力，反而能得到鼓励。原来，中国越来越扭曲的礼教，真正的深入宗法和心理，是在明清以后，尤其是清朝，最终在1949年以后被发挥利用到极致。以至于青年男女（限于普通老百姓）公众场合拉拉手、略显亲近地说笑，在6、70年代都到了会被视为不知羞耻的境地。
多年以后，我对此加以分析，感觉不难认识到，也许对于食色这种作为每个人生存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如果都能够严加控制并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顺从，那掌权者对民众一切行为的颐指气使，也就水到渠成了，哪怕这种管制，确无天理，更无人性。但恐怕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甘心于彻底得贫穷、并从根本上认为男女之事丑恶下流，虽然具体表现上会因人而异，但思想深处对自身出于本能般地规范，已然大致相同。
所以，当时面对姐姐不以为意的表情，我却有着为圆谎反而增加谎言的动力，反而补充说：“系里联欢报了个节目，得去另一个同学家练习，那同学钢琴伴奏，她家才有钢琴，所以老师…噢对了，这回我得带上吉他，一会那边问好了就走。”
待我拿出吉他，姐姐已经将衣服放到了厅里的椅子上。
然而，王梦雨那边却毫无动静了。害得我穿了棉大衣等在厅里的椅子上，充足的供暖，令我只差没提前捂出夏天的痱子，还被姐姐笑话说坐立不安的仿佛是做了什么坏事，在家里何苦这么紧张地等老师吩咐，就打回电话去问问好了。母亲也拿着一盆刚刚洗好的衣服要去阳台，路过客厅停下道：“你干嘛这是，穿这么老些？快脱了回自己屋里呆着去，这像什么，过去可只有催债的，才这么坐屋外头等着啊。”
我也无话可说，只有怏怏地回了自己屋子，脱了厚厚的棉大衣。一边后悔没有问一下王梦雨家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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