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九验收的日子越来越近。县文教局的领导来了好几次,检查档案、看教室、看宿舍、看食堂。每来一次,就会提出一堆问题:“这个数据不够准确”“那个材料不够规范”“这个展板要重做”“那个标语要更换”。
我只能一一记下,然后加班改。有一次,领导指着一份“辍学学生情况说明”说:“这里写得太简单了,要写清楚原因,还要写学校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解释:“这些学生有的是随父母外出打工,有的是家庭困难……”
“不能只写‘随父母外出打工’,要写具体,比如‘父母在广东东莞某电子厂打工,学生随迁就读’。”领导说,“还有,学校有没有家访?有没有联系当地学校?这些都要写进去。”
我只好回去,一个个打电话、家访,补充材料。
有个叫李强的学生,辍学去了南方打工。我给他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奶奶。
“姚老师啊,你别找他了,他在外面挺好的。”老太太在电话那头叹气,“家里穷,他爸妈又不在家,他不出去打工怎么办?”
我问:“您知道他在哪个城市吗?具体在什么地方?”
老太太想了半天:“好像是在深圳,具体我也不知道。”
挂了电话,我愣了半天。
这样的学生,我该怎么写他的“详细情况”?
最后,我只好在材料里写:“学生随父母外出务工,具体就读学校暂未联系到,学校已多次与其监护人联系,并将继续跟进。”
写完这一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自欺欺人。
朱玲看我越来越忙,干脆周末也不回城了,陪我帮我。
周末的校园很安静。学生都回家了,只有几个住校的老师在。风吹过操场,卷起几片落叶。
朱玲会提前买好菜,在学校的小厨房里做饭。她的手艺不错,会做红烧肉、炒鸡蛋、炖鸡汤。
“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拖垮的。”她一边切菜,一边说。
“等普九验收过了就好了。”我坐在旁边,帮她洗菜。
“过了普九,还有别的检查。”她叹气,“这当老师的,就没有轻松的时候。”
我笑了笑:“习惯了。”
吃完饭,她会帮我把材料分类、装订。有些表格需要复印,她就帮我一页一页地放进复印机。
“这个字写得真难看。”她拿起一份我手写的材料,笑着说。
“你懂什么,这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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