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却还麻木地认为,这是军人的“职责”。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我们开进了南京。城破的那天,天是暗红色的,秦淮河面漂浮着层层叠叠的尸体,血沫顺着水流不断扩散,腥气呛得人几乎窒息。长官下达了“清乡”的命令,所谓的“清乡”,不过是一场肆无忌惮的屠城。我们把巷子里的人,无论老人、妇女还是孩子,都赶到空地上,架起机枪扫射。子弹穿过人体的声音,沉闷而刺耳,一片片人倒下去,鲜血浸透了泥土,凝固成暗褐色的斑块。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她跪在地上不停磕头,嘴里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求饶声。我端着步枪,手指扣在扳机上,犹豫着,却被身边的战友推了一把,子弹应声射出,妇人倒在血泊中,怀里的孩子还在哭喊,那哭声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里。可我不敢停下,只能跟着队伍继续施暴,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被草草掩埋,看着那些被强征的劳工饿到啃树皮,渴了就喝路边的脏水,稍有反抗便会被活活打死。
后来,我们被要求统一口径,对外宣称是来“帮助华夏建立新秩序”的“解放者”,说那些死去的人都是“叛乱分子”。谁要是敢说真话,就会被安上“通敌”的罪名,秘密处决。我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撒谎,可每到深夜,那些死去的人就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他们的眼睛里满是怨毒,一遍遍质问我为何要杀害他们。
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岛国,试图将这段血腥的记忆掩埋。我在电视上撒谎,说我们对华夏民众“友善亲和”,可每当夜深人静,我都会被自己的罪孽惊醒。我开始酗酒,想用酒精麻痹自己,可那些画面却越来越清晰,秦淮河的血、妇人的尸体、孩子的哭声,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海里,日夜灼烧着我的灵魂。
哭声像破旧的风箱在狭小的房间里拉扯,浑浊的泪水顺着老人沟壑纵横的脸颊往下淌,在下巴处汇成水珠,重重砸在桌面上,洇湿了照片边缘的纸角。他颤抖着伸出双手,不再躲闪,死死攥住那张南京街头的惨照,指腹在冰冷的纸面上反复摩挲,仿佛要透过油墨,触摸到那些逝去生命的温度。
“我有罪……我有罪啊……”老人的声音嘶哑得如同破败的锣,每一声忏悔都带着胸腔震动的疼痛,“那些话,都是他们教我说的!他们说,只要我配合,就能安稳度过余生,可我每晚都被噩梦缠住,那些被我杀死的人,就站在床边看着我……”
健太沉默地看着他,胸腔里的怒火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悲凉。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缓缓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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