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完善‘折色’标准与公示。对确需折变的军需物资，可由朝廷或经略安抚使司定期公布边地主要州县的公允时价，作为折换依据，并允许军士代表参与监督。同时，鼓励信誉良好的商贾参与军需供应，以商道补充官道之不足。”
“其三，强化问责与绩效。将钱粮发放及时足额程度、军士满意度（可通过匿名抽查询问）等，纳入边地州县及转运官员的考课指标，与升迁降黜挂钩。对挪用、克扣、滞留等行为，一经查实，从严惩处，并追缴赃款，奖赏告发者。”
这些建议，部分借鉴了现代财政管理的理念，但赵机刻意将其包装在宋代已有的“纲运”、“市易”、“考课”等制度框架内，使其听起来像是既有政策的优化和组合，而非惊世骇俗的全新创造。
杨承旨听得很认真，手指无意识地在椅扶手上轻轻敲击，似乎在思考其可行性。
赵机知道，关于边防局势的见解，才是更具挑战性的部分。他略一沉吟，继续道：“至于边防局势……卑职曾身历涿州前线，于辽军战法、我军优劣，略有浅见。”
他抬起头，目光诚恳：“高粱河之败，我军非败于军力不济，实败于骄躁冒进、协同不畅、以及应对辽骑突击之策有缺。辽军之长，在骑兵迅疾，尤精于长途迂回、侧翼包抄与骚扰粮道。其短，则在攻坚乏力、持久作战需依托后方补给、且各部族之间并非铁板一块。”
“故，卑职以为，日后边防，首重‘体系’二字。”赵机说出这个略带现代色彩的词，随即解释道，“即不再只专注于一城一池之得失，或寄望于一次决战之功，而应将边境视为一个整体来经营。”
“其一，城寨联防，信息通达。沿边诸城、军寨、烽堠，需结成网络，明确各自守御与策应职责。加强斥候侦骑，广布耳目，尤其关注侧翼山路、河谷等可能被辽骑利用的通道。遇警则烽燧相传，快马急报，使敌军动向难逃监察。涿州前番小规模袭扰能有所获，便得益于此。”
“其二，步骑协同，扬长避短。我军步卒结阵而战，弓弩犀利，利于守险。当依托城寨、挖掘壕堑、设置拒马，迫使辽骑难以发挥冲阵之长。同时，需编练一定数量的精锐骑兵，非为与辽骑正面冲杀，而用于战场遮蔽、反击游骑、掩护侧翼、快速驰援。骑兵来源，可选拔边地善骑之民，或逐步改良马政，亦可有限度地从榷市获取良马。”
“其三，经济困敌，稳我后方。巩固边地屯田，兴修水利，保障军粮部分自给。严厉整治粮道，确保补给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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