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中有几页数据是从新加坡医院神经康复科传过来的，每一次适配测试的解码成功率、输出延迟、以及患者主观反馈都被逐项录入统一的数据库。之前几次远程观察时，那些屏幕上的波形图被压缩成统计数据后失去了临场感，但此刻这些数据正在被汇总成一整份报告——他正在写的这份报告将成为临床验证启动以来第一份全面的阶段性成果总结。
数据显示，参与验证的青少年语言障碍患者中，大部分在首次适配中已能输出功能性短句，解码成功率和延迟指标均较早期显著改善。其中一个患者在第一阶段结束时已经能连续输出多个短句——不是零散的词，是连贯的意思。这些数据意味着这套设备正在从“一个人的研发”变成“一个产品的雏形”。而“产品”这个词在陆沉的脑子里敲了一下——不是兴奋，是警觉。他想起竞字版从原型变成产品之后发生的所有事：被智桥科技商业化、被装进成千上万孩子的脑子里、被赋分制挡在高考门外、被他亲手嵌入的自反层在数据中反复推演却从未被证实激活。这一次，他不打算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他打开另一个文档，开始起草《多中心临床验证扩大规模前的风险控制方案》。
他在日志中写道：“从第一个孩子的‘妈妈’，到现在可以输出完整的短句——‘我要喝水’‘今天热’‘爸爸出汗了’。这个设备正在从‘一个人的研发’变成‘一个产品的雏形’。它不再只属于我和女儿。在扩大临床验证规模之前，需要对产品化路径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设计偏差、商业化压力、知情同意程序在大规模推广中的变形——逐项设防。我做过竞字版。这一次，我不要重来。”他把日志合上，靠在椅背上。窗外水杉树的针叶在午后的风中轻轻摇曳，那根粉红色橡皮筋在他的手腕上勒出一道浅浅的红印。
五月中旬的一个周一下午，何春生坐在大学教室里最后一排靠门口的位置。他提前请了半天假，换了一件干净的深蓝色工装——和他在物流公司调度室里穿的那件是同一个颜色，但这件是新买的，袖口还没有磨毛。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大部分是公共政策专业的本科生，有几个是来旁听的研究生。讲台上站着他女儿。
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衬衫，袖口卷到手肘，左手腕上那根红绳在翻页时随着手腕的转动轻轻晃动，铜丝被红绳完全裹住，从外面什么都看不见。她把PPT投在屏幕上，封面标题是——“从京通民初字第1127号到指导性案例：青少年神经接口监管政策的司法推动”。副标题写着：“一个普通家庭的诉讼如何推动了一项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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