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卢作孚讲述宜昌面临的困难后，邵飞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湖北省的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它便成了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
抗日战争时期，宜昌更成为悬系中国命运的咽喉。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
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通道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
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武汉会战接近尾声，离武汉三百多公里的宜昌成了敌我双方注目的焦点，它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显突出。这是因为，宜昌是长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门户。
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向重庆搬迁。大批人员、物资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
飞机少得可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火车线路被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开运；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汽车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
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而此时的宜昌情况十分危急，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因为从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在此，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也集中在此。
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方。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万多从各地撤下来准备入川的人员，不少是教师、学生、医生、工程师、商人和公务员，荟萃了中国各界的精英。保育院的孤儿也有一万多人，再加上数不胜数的难民。
何况当时的宜昌，还只是个不大的城市，一下拥来这么多人，所有的房屋都已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只好露宿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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