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犯住支俸给一半，三犯全不支给，四犯与庶人同罪”。朱元璋是个细心的人，他怕这些法律不够完善，而百姓也不得知，所以他在自己亲自制定的律法《大诰》中严加禁约，迫于他的手段，这种风气在洪武一朝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可世间的事情无绝对，就好比朱元璋不希望太监干政，可大明后期嫣然是太监帝国，就好比他一直希望六部对皇帝负责，不设宰相，可后期的大学士已俨然以宰相自居，所以他不希望朝廷有投献之风，只可惜天不遂人愿，这种风气，从永乐后便开始露出了端倪，永乐忙于修北京、编修《永乐大典》、下西洋、出兵蒙古、迁都北京城，对法律条文上的诸多松弛，以至于后期，皇亲国戚、朝廷高官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因此洪武一朝体现的弊端，也慢慢凸显了出来，因王府、勋贵的所有田产都享有优免一切粮差的特权，所以一些无力耕种的百姓，便将土地奉献了出去，因是自愿的，所以皇帝也不好制止，如此一来，原来百姓的田地，便转变为钦赐田地。受献者在没有任何支付的情况下，不仅获得了土地所，所以永乐后期，不仅仅是皇亲国戚做这个营生，便是朝廷的大小官儿也这么做，慢慢就形成了一股风气。
而在这股风气中，那些百姓，庶民土地所有权的被剥夺，给他们造成了无尽的苦难，没了土地，他们可以不必向朝廷里徼纳税粮；但被投献之后，却要向新的所有者缴纳苛重的籽粒、地租，并且由自耕农降为庄佃、佃户或奴仆。若说税收倒也罢了，无论是有田还是没田，总要上交，可服役就比较麻烦了他们必须一身二役，要同时对朝廷和纳献者承担各种服役，可谓苦不堪言，其实不仅如此，部分百姓、庶民为了逃避重役而“自动”投献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虽然摆脱了朝廷差役，但替代的是对贵族官豪的封建义务和更强的人身依附，其艰难处境同样不会得到什么改善，而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没有投献的百姓来说，天下赋税这么多，而纳税的人却是变少，如此一来，负担急剧加重，这也是到明中期后，一直困扰大明的一个重大问题，因赋税和差徭是朝廷赖以存在的两大经济支柱。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国家控制的土地和民户锐减，以至形成“邑无王民”，“皆乡官之户”的严重局面。这种局面从后期的弘治就被许多有忧国之士指出，比如弘治年间，太常少卿李东阳疏称：“臣窃见甸畿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辄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夫天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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