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以正治国，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自动调节，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
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韩昭侯时期，申不害曾在韩国主政。他打破血缘宗亲的束缚，重用贤才，锐意改革，把弱小的韩国带进了”战国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个哥哥，想借助兄弟的关系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于是，申不害便去向韩昭侯求情。可是，韩昭侯却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你主张的。而现在，你又来为自己的哥哥跑关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的唯有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新法。当时，七国争雄，秦国之所以能够吞并八荒一统天下，正是因为商鞅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虽然历史上褒贬不一，但却是”正”的：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决不失信于民。据记载，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难以相信，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蹊跷，没人动手去搬。商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果然得到了民众的信任。
治国以正，赏罚有信，是秦国在硝烟四起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的关键。就连一直恪守德化、对法治颇有微词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大加赞扬。他说：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就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平天下。大人这法子看似有违背道义之嫌，但与眼下的确是最好的法子，如此一来，安南势必会人人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所在，那么我们就好从中加以利用了，未必不能达到意向不到的效果？“
黄福道：“这番话儿看似不错，可军师忘了，人人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所在，那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不信任，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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