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5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2014年6月9日）摘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延伸阅读
屈原有一首《天问》，通篇提出170多个关于天地、自然和人世方面的问题，被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对于中国历史，也有几个著名的“天问”。其中之一，便是“李约瑟之问”：为什么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的中国？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积贫积弱、任人欺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没有把先进知识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康乾盛世”历来为人们所赞叹，然而只要将“康乾盛世”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横向比较一下，就会明白“盛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虚胖”和“幻象”。与康熙一朝同时期的欧洲社会，已进入科学史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产生了培根、牛顿、笛卡尔等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康熙不可谓不好学，他经常同传教士一天三四个小时关在房间，如同师生一样相处，熟悉各类精密仪器，共同钻研各门学科的知识。康熙喜欢数学，尤其是喜欢摆弄各种数学测量工具，如半圆仪、圆规、几何多面体模型。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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