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称上三代的地步。
因此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流传的上三代只是几则更像是神话的故事。才只是由司马迁本人根据传说和神话，加以分析整理和取舍，才有了关于上三代较为系统的历史说法。但［史记］写成的年代，距离所谓上三代的年代，几乎以经过去两千多年了，很难说在［史记］中记载的上三代，还有多少真实可信的地方。
而在秦汉以来，所有王朝也没有再把上三代做为自己的治世标准。在宋神宗变法开始的时候，曾自比为唐太宗，而王安石却道：“陛下当上法尧舜，何必念极唐太宗。”神宗也不禁道：“卿可谓责难于君矣。”
杨炎接着道：“而陈同甫之说，却是切中实际，针对时事。我大宋如果想要北伐中原，恢复失地，陛下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伟业，就必须按照陈同甫所说，行霸者之道，求实利于天下。”
赵忱点点头，这一点他和杨炎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是天下统一，社稷太平，讲讲道德论论天理，或许还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大宋面临的形势是只剩下这半壁江山，虽然不算是危在旦夕，但也绝对是逆水行舟，不进自退。
如果按朱熹的说法，只要人主能够坚守圣德，克己复礼，则财用自足，中国自强，天下归仁。到那个时候就能凭圣德打败金国，不仅赵忱不信，恐怕就连朱熹自己也不会相信。唯有按陈亮杨炎所说，只有倡农桑之厚、矿山之产、商贾之利以资国用，治兵甲，选将材，修城池，进奇技之材以谋敌国，行霸者之道，以求功利，才是收复失地，中兴大宋的唯一办法。
赵忱又问道：“但如果以陈同甫的学法，如果凡事不论道德，只问后果，不计手段，岂不是成了胜者王候败者贼了吗？诚如陈博良所言，便是‘上无兢畏之君’了。”
杨炎摇摇头道：“陈博良所说的，是一种最极端的情况。一般时候是不会出现。正如陆九渊认为的那样，人皆有天赋道德之心，只在于能不能坚守，而不在于采用什么行为。何况陈同甫所说，也并不是完全抛弃道德之心，为所欲所。而是不能放开功利，而去一味追求道德。”
赵忱又问道：“那么按姐夫的说法，如果功利与道德发生冲突，只能选其一而行的时候，又当如何来选呢？”
杨炎道：“那就看孰大孰小了，舍小德而求大利，或是舍小利而求大德。比如唐太宗，是弑兄逼父而上位，从道徳层面上来，绝对不算是一个好人，然而唐太宗在登上皇位之后，却能够开明致治，体恤民生、纳谏如流，设六学以教化，兴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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