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成本，就是这些成本共同提高了我国电子垃圾处理的成本。
既然这个处理成本无法转嫁，那么生产厂家和经销商就会出工不出力，因为这些电子垃圾回收得越多，他们需要支付的处理成本就越高，这对于利润空间已经被极度压窄的生产厂商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可不考虑的因素。
所以就出现了那种打着幌子以旧换新的销售手段，目的是告诉相关部门，你看，我们可是有责任的企业和经销商，给予了一百、两百元的费用来回收那些在废品站里只值几十块钱的垃圾。
我们已经表达了非常重视环境的诚意，但老百姓还是不愿意把那些废旧家电送到我们这儿来，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已经尽力了。
当然，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道理，迷迷糊糊地就把家中的废旧电器交给了他们，然后高价买回了一台新的电器。
而这些东西商家又会怎样去处理呢？
别天真了，送到指定的垃圾处理厂，运费和处理费谁来负责？还不如直接卖给那些垃圾站，反正这些东西相当于是捡来的，卖多少都是利润。”
刘梦玲几人面面相觑，如果不是魏民生说得直白，还真的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如此之多的弯弯道理。
魏民生喝了一口茶，接着说：“可这还没有完，那些垃圾站又会怎样处理这些电子垃圾呢？
肯定不会送去那些有资质的电子垃圾处理场的，因为你把这些电子垃圾送到那里去，不但收废品的钱收不到，还要倒贴运费和垃圾处理费。
于是，这些电子垃圾就流转到一些偏僻的电子垃圾拆解场，只有在这里，那些电子垃圾才能够体现出一些价值。
这些使用19世纪处理手段的拆解场，用最原始的手段取下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元件，使用浓酸提取贵重金属，对于那些需要更复杂工艺才能回收的部分根本就没有兴趣。
因为这些部分要想提取出来，成本比卖价还高，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到手，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东西就成了垃圾。
当然了，这样的垃圾他们也不可能送到专业的垃圾处理场，还是因为处理费的问题。
高昂的处理费和挖一个坑埋掉相比，自然是后者更为简单，他们才不会想到这样直接埋到地下会对地下水和土壤造成几乎无法逆转的损害。”
刘梦玲几人听了魏民生的话，一个个痛心疾首，纷纷出言谴责那些无良的商家和拆解场的从业人员，可这样的事哪是谴责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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