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第二阶段的盘问，加上桑托自己心里有鬼，那么他多半会以为卡马西平读的就是他和谢尔顿当时谈话录音的抄本。
既然知道被全程录音了，那么桑托只能承认他确实给谢尔顿做过脱罪/免于起诉承诺。因为都有录音了在狡辩否认就没有任何意义。
第四阶段，将当庭播放录音，让法庭了解哪些谈话被录下来，哪些谈话没有被偷录到。
这个策略很巧妙，但实施起来非常艰难：这要求律师在质证有意让证人、公诉方、法官一起产生误解，至少是一段时间误解：即谢尔顿偷录了全部谈话。
能担任此工作的显然只有卡马西平。但这个策略也有司法道德上的风险，看上去有点诱供的意思。
为此卡马西平等人发动各自关系，找了好几个司法道德方面的权威专家确认，得到的结果是：危险，且游走辩护制度容许的边缘上，但从已有判例来看，并不违法。
但这些权威专家也指出，因为要通过语言的诱导，让法官也产生暂时性的误解。
理论上这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法官很可能会因为受骗而感到恼羞成怒，进而做出对辩护方不利的举动，这才是最大的风险点。
但爱德华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只能这样赌一把。
……
质证的第一阶段以一般盘问开场，目的是麻痹对方让他放心。
问的内容泛泛而谈，以至于桑托都觉得无聊。
过了一会，桑托神情放松，和刚开庭时，那幅战战兢兢不停擦汗的样子截然不同。
卡马西平悄悄朝爱德华眨眨眼，意思是，小子，好戏要开始了！
第二阶段发动！
于是他开始询问关于那场谈话的问题。
卡马西平：“你是否告诉过（谢尔顿），你没有告诉他他的权利是因为他向你提供的情报永远不能作为反对他的证据？”
桑托：“不，先生，我没有！”
卡马西平：“你是否跟他进行过这种谈话？”
桑托：“不，我没有。”
显然桑托完全不知道，他和谢尔顿的车里谈话都被录了下来。
卡马西平：“你是否曾向他作出承诺，如果他向你提供苏联驻米文化处爆炸案的情报，他就永远不会被公开揭露？”
桑托：“没有。先生。”，这是在公然撒谎。
毕竟桑托现在毫无心理负担，唯一可能证明他做过“承诺”的证据-FBI的监听录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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