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这边刚刚紧锣密鼓事无巨细地将仿造直线式线膛枪的事情布置下去，紧接着就又不得不马上面对令他头疼万分的其他政务了。
崇祯三年的八月中旬，大明朝的京师内外，依旧干燥炎热，自春至夏连着小半年，就没下过一场雨。
从陕北到山西，再到宣大、河北、山东与京畿周边，几乎整个大明朝的北方，又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干旱之中。
河北、山东、河南许多地方，接茬冬小麦种植的苞谷，刚刚长成一尺多高的青苗，就成片成片地干枯在了田里。
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州府关于旱灾、蝗灾的奏折，自从进入八月就一封接着一封地被送进了京师，然后被通政司送进了内阁。
到了最后，当然是一封接着一封地，全被送到乾清宫中的案头，将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崇祯皇帝。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继位三年以来，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大明京师的朝局，改变了从直隶到蓟北地区的边防形势，但是对于大明北方各地的天气，他却是无能为力。
而且他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这一点确实是无能为力。
所以，当翰林院不断有官员上书，说外间百姓皆望雨，请求皇帝亲至天坛祭天求雨的时候，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只能将此类奏请留中，因为他根本不敢去。
当然，他不是因为害怕什么而不敢去，毕竟天坛也不远，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他之所以不敢去，是因为他知道谁去了也没有用，去了也是自己打自己的脸，白白损了朝廷的威望。
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听信各种劝谏，下了多少次罪己诏，向天认错，也向天下万民认错，可是改变什么了？
什么也改变不了，罪己诏既感动不了上天，也感动不了天下万民，唯一的结果是让自己一次次威严扫地。
然而不去祈雨可以，但是面对波及整个北方的干旱，他却不能不让内阁尽快采取措施。
为此，崇祯皇帝一方面让内阁行文各地，并派农事院的大小官吏们，到宣大、北直、河南、山东等地指点补种番薯与土豆等物，尽量挽回一点损失。
另一方面，则发了旨意给南京户部上书苏茂相和漕运总督袁可立，让他们从江南两广各地加倍采购夏秋两季的稻米，作为秋冬之时北方漕粮的储备。
与此同时，为了表示对北方干旱的关切，崇祯皇帝再一次下旨，减免山陕、宣大、河南、山东的夏秋两税，并昭告这几个干旱严重的省份允许百姓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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