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爆发的初期，揭竿而起的农民和他们的领袖人物，在思想认识上，作战能力上，军事组织上，都呈现出幼稚的特征。
首先，在思想上，起义农民们尽管拿起了武器，却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开始了推翻朱明王朝的宏伟事业。由于他们的眼光狭隘，还不可能对明王朝的黑暗腐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朝廷的子民，他们的仇恨往往只是集中在那些直接压榨欺凌自己的官吏和豪绅身上，他们的斗争不过是为饥寒所迫，采取武力挫败官府的催科，并且从富家大户的粮仓里夺取活命之资。正因为如此，起义农民在这个阶段里，常常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一旦朝廷和地方高级官员宣布“赦罪招安”和放赈的时候，起义队伍中的许多群众以至于不少领袖人物，往往自投罗，接受招安。
他们既然尚未意识到，明王朝维护的正是使自己遭灾受难的暴虐统治，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毫不奇怪的了。所以，我们应当如实地把起义初期农民们的接受招安，看作觉悟尚低的一种表现，而不能过分苛责，一见“受抚”就给加上投降、背叛之类的罪名。
真的吗？难道这事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剿灭闯贼呢？闯贼也是杆子啊，也是走投无路的流民组成的啊？那为什么不按照皇上的意思饶恕他们呢？
周暨耳朵在听着这些签丁军汉的争吵，几次书童兼亲兵要跳脚弹压，周暨都笑着阻止了。别人不知道，自己是知道上层的决策的，尤其这次，自己主动请缨，更得到总督大人万般信赖，更是亲书了一封长信，详细的和自己说了总督和皇上的心思，要求对于沿途愿意被招抚的杆子，尽量招抚，为朝廷存留一份劳力生息，关于闯贼，那是因为闹的太过，不但敢于攻打县城，而且还做了其他杆子不能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实实在在的让总督不敢小觑了他，真的怕养虎遗患，要不闯贼在招抚之列了。
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已。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穷于应付。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崇祯四年正月，他在疏中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采用剿的办法需要调集大军，“行粮犒赏，所费不赀”，结果仍然是“诛不胜诛”，“屡剿而屡不定”。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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