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其于物为魄。”
“天五生土，其于物为意。”
“天一至于天五，五行之生数也，以奇而生偶，以偶而生奇，其成之者五，故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而天地之数具。”
“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
将天地之数，与五行，五神相结合，并调整了顺序，使之有了理论来源依据，且变得合理，算是王安石在认识论上的创新。
然后王安石又给赵顼讲术数与义理的区别，道就在那里，体道之用，就是理解天命变化的过程和规律。
这其中，又分了术数和义理。
术数，是从起因推究，而义理，则是从结果和表现推究。
两者所依者，是心，故“养心至精明之至即可悟道”。
故而从形上论，心道同一，而从形下论，心道依然同一，不过一为道之体，一为道之用。
因此“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
这句堪与西方“我思，故我在。”相发明，是王安石哲学研究的伟大之处。
经过多年的研究，王安石还发现《礼记?月令》，《尚书?大禹谟》，和《尚书?洪范》三者论述五行之序是有区别的，他认为这也是合理的。
时之序，最容易认识，是表象；器之序，也就是国家律法典章，层次稍高；道之序，最为深奥。器序只是应用级别，而道序才是道之本体，最难掌握。
因此表现在三篇经典上，《洪范》的重要性远大于《大禹谟》，《大禹谟》的重要性，远大于《月令》。
然后总结道：“其相生也，可以相继；其相克也，所以相治。语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语时也以相继，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
课程到此结束，赵顼听了个似懂非懂：“如此说来，天行自有常，那为何又会有灾变呢？”
王安石解释到：“天下事物之变，交替出现在面前，只知道道是永恒，这样是不够的，这样遇到天变的时候，就无法理解了。所以必须考察变化，知道天道的损益而后可。是以君子不可不知损益。”
“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辩，新故相除者，人也。”
“天有过乎？有之，陵历斗蚀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驰竭塞是也。天地之有过，卒不累覆且载者何？善复常也。”
意思是天地有过，就形成灾变，灾变难道不会累及所覆载的人吗？肯定会，不过天地很快便会回归到常态，自然界很快会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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