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由平民转化而成的“城旦”，“刑徒”。
光骊山刑徒就高达七十万，还不包括送往北疆南疆，诏旨永远不得返回的那些，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有的现象。
当这些力量汇聚成一个“**”的阶级，问题就大了，麻烦就来了。
秦朝，奠定华夏一族大一统的基本格局，开拓出后世华夏一族的基本版图和地理生存空间，拱华夏一族消化到大宋今日都还有余，仅仅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称之为伟大。
但是却没有必要无限拔高，甚至涂脂抹粉企图篡改历史真相。
其实就一个“书同文，车同轨”，也不是始皇所创。
《周礼·考工记》里边的规定得非常详细，有如“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又有如“瓬人为簋，实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实三而成觳，崇尺。凡陶瓬之事，髻垦薜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县，膊崇四尺，方四寸。”
大到一个城池，小到一个陶罐，都有标准尺寸的规定。
而这部书，是汉代郑玄，根据春秋齐人留下的六大类三十个工种的工艺标准书整理出来的，真实情况，肯定远早于春秋。
所以标准化也不是秦人所创，车同轨也不是从始皇帝大一统之后，华夏人才开始搞，而是早在周代就已经存在。
只不过后来被诸侯搞乱，到始皇帝再次拨乱反正，利用国家力量重新统一起来而已。
这个功劳需要承认，但是因此就认为秦始皇就是“标准化”的发明者，却又是过度拔高秦人和始皇帝，低估华夏一族的智慧了。
不过这一套说辞只在章惇面前是这样，在司马光面前，却又是强调秦国对“华夏基本盘”的重大贡献，强调秦克西戎匈奴，南狄百越，开驰道一度量，建立都江堰等一系列水利大工程的功绩了。
总之就是不走极端，客观评价。
不过苏油对于章惇能从《经济论》中引申出“解除税制倒挂是解决国家基本矛盾的重要武器”这一论点，又是大加赞赏。
真宰相，果然值得期待。
丙辰，太皇太后诏曰：“原庙之立，所从来久矣。
今神宗既已开祔，于故事当营馆御以奉神灵。
而宫垣之东，密接民里，欲加开展，则惧成烦扰；
欲采搢绅之议，皆合帝后为一殿，则虑无以称神宗钦奉祖考之意。
闻治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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