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那年，是我这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在父辈的荫蔽之下顺风顺水，虽然有些晚，但是也已经和一个我心爱的女子订婚。但是35岁之后，我不得不流亡国外，不仅孤单一人，更是不得不面对我早已遗忘的命运。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遇到克里斯蒂安·卡斯滕森时的情景。那是在巴黎的老拉丁区，他当时的独立工作室设置在一座五层的老式砖木结构楼房的顶层，里面也完全没有看起来那么大，房间里面绝大部分地方都被那种又高又大的实木书柜占据，上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和文件夹，而且很多都显得十分老旧，那种有着厚实的皮革封面，并有烫金书名的典藏，则是和各种各样的报纸文摘随意地摆在沙发上面。
那张第一眼就无法让人忽略的办公桌摆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面，假如是在傍晚的时候，广场另一端教堂的尖塔一定会被夕阳投射下细长的影子，然后在那张办公桌宽广的平原上面溜走。而与这张办公桌相配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早秃的脑袋被一定带苏格兰网格的高尔夫球帽隐藏。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克里斯蒂安的情景，而他对于我的出现毫不意外。由于整间工作室只有他一人，所以克里斯蒂安客客气气地让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还贴心地为我点上了一根烟。对于一个50岁不到就在自己的领域里面享誉全球的记者来讲，他对待一个30多岁名不见经传的埃及人的行为可以说是礼遇有加。
不过还不等我说出自己的来意，他就率先开口，问了我一个猝不及防的问题，这个问题太有名了，以至于过于俗烂。这是“特修斯之船”问题，如果忒休斯的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么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这是一个“同一性”问题，不过我当时无法理解他问这个问题的缘故。我只好随口搬出几个哲学家的理论出来想拖延一下时间，但是克里斯蒂安只是笑了两声便打断了我。
他对我的来意心知肚明，却不肯做出明确答复，反而顾左右而言他，一边扯起自己在秘鲁参与的几项对于印加帝国的考古挖掘，一边又不时提起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出来。
我当时就意识到，他对我有特别的兴趣，但并非因为我的经历。虽然他很乐意就这么和我闲扯完一下午的功夫，但是我看出来他对于埃及正在遭遇的变革兴趣不大。于是在他谈起自己对于格林兄弟在民俗学方面研究的看法前，我便借口有事，略带无理地请求提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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