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更糟，司礼监和东厂多了一项收入，太仆寺的好处也没少。
反正晋商比解俵的百姓有钱，一样是待宰的牛羊，养马晋商这批牛羊比解俵百姓还要肥上一层，足够供两个衙门的官僚吃饱喝足了。
到时买马的钱花下去了，马却还是没买来，太仆寺和司礼监互相推卸责任，他朱翊钧难道要拿养马晋商开刀吗？
因此朱翊钧不得不对张诚存着点儿疑心。
即使要改买晋商胡马，这买马的钱也大抵都是百姓缴纳上来的折色俵银。
万一太监们和太仆寺相互勾结，哄着自己下令取消了解俵，全部改征折色，那不就等于又加重了百姓的一项负担、多赋予了官僚一样敛财名目？
而且即使今日成功地将京畿马贩全部捕杀殆尽，不代表这一“马政临时工”群体改日就不会卷土重来了。
依照朱翊钧在现代的经验推断，这些京畿马贩为了获得能征敛百姓的机会，一开始也定是向太仆寺的在编官员付出过一笔“保护费”的。
太仆寺官员为了不执行或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为了收取手中权力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同时又不愿受到上边的怪罪，便发展出了这样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
他们将征敛的特权外包给临时工，收取一笔对民脂民膏搜刮权的“发包费”，完成了一次性预收，或者叫事先提成之后，便将皇帝追责的责任也同时转移到了这些临时工身上。
当然，朱翊钧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调换官员。
但是这个方法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
倘或教人以为徐泰时是因为向皇帝说了实话才被调离太仆寺的，那往后还有谁敢向皇帝说实话呢？
历史上崇祯皇帝吃了革职韩一良的哑巴亏，使得崇祯皇帝后来变相地成了一个“聋子”，朱翊钧自然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辙。
徐泰时敢对皇帝说实话，就说明他已经算准了皇帝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去彻底根除“马政临时工”的寻租空间。
即便朱翊钧手中有帝王专属的无限特权，可以没有任何副作用地去打杀马贩、调换官员，但是打杀了、调换了之后呢？
只要百姓、商贩是一群任人宰割、敲诈的牛羊，只要俵马一事上能有官员的寻租特权，那么无论皇帝用甚么机构去取代太仆寺，也永远会有下一批“临时工”的诞生。
即使朱翊钧采用第三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选择相信徐泰时，让徐泰时去清理裁撤那批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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