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说明的一点是，陈蚕和吴惟贤在思量如何讨饷的时候，从来没有把朱翊钧提出的“捐纳”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即使他们知道这条消息，也从来不觉得自己能成为捐纳者之一。
因为以陈蚕和吴惟贤的实际收入来算，假设他们从不贪污，那是绝对付不起朝廷的捐纳价目表中的任何一个档次的银钱数额的，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讲，他们就根本没有途径给家庭资产供给那么大一笔的现金流
晚明捐纳中最便宜的一项散官冠带一般要价是四十两银子，相当于一个普通戚家军士兵两年半的年俸。
而一些热门的入流文官，譬如廪生加文华殿中书，行价是两千七百两银子，就算捐的是一个州吏目，最少也须得纳银六百两。
陈蚕和吴惟贤就算全家老小不吃不喝，在朝廷不拖欠军饷的情况下，也得攒上三十三年的时间才能够得上资格捐纳一个从九品的入流文官。
倘或想以捐纳当上能面见天子的文华殿中书，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看，在银价稳定的情况下，陈蚕和吴惟贤要不吃不喝地攒上一百五十年，一直到乾隆三年才能凑足这笔捐纳钱。
因此可以看出，张诚当时在附和朱翊钧开捐纳的时候心里是有一杆秤的，能出得起捐纳银的在大明都属于富豪阶级，一个封建农业帝国中的富豪若是不向权力找寻庇护，那有朝一日权力必定会反过来鲸吞他，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所以张诚笃定皇帝一开捐纳就肯定能凑齐修陵的六百万两银子。
陈蚕和吴惟贤却是不在这一批阶层群体之内的，事实上万历十六年的戚家军将领与大明的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格格不入，不管是辽东将门还是文官豪商，都或多或少得与戚家军在利益上存在冲突和纠葛。
陈蚕和吴惟贤在考虑对策时，不由就会被这些因素所裹挟。
“我是这么想的啊，廷纶兄你听听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吴惟贤舒展了一下抱臂的双手，好整以暇地道，
“太仆寺现在能正大光明地说马价银收不上来拆借不出九边的军饷，无非是因为皇上在马户之中推行‘民选吏’，搞甚么投票、民意，要我说甚么是民意？民意就是甚么税也不交、甚么活也不干，大家天天吃喝玩乐坐等朝廷发钱，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国家还要不要发展？”
“既然皇上要搞投票，那就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只在马户中间推广嘛，马户能投票，咱们浙兵也应该能投票，两万一千个南兵加上每个人要养活的一家老小，拢共加起来也有十万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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