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宵和李继和相对而坐，一边聊着天，一边饮着酒。
帐外面，铁炮压制住了城头，在南城门两侧留出了一片空白地带。王凯指挥着神卫军士，把重新搭好的曲城靠到城墙上，五百精兵鱼贯而上。
到了这一步，大局已定。杜中宵不再参与战事，也不观战，自顾与李继和在帐中饮酒。
听着外面杀声震天，李继和道：“学士，你到贝州之后，立即扭转战局，今日攻城必胜。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不出去看一看，只顾在这里饮酒？”
杜中宵道：“不过数百士卒叛乱，裹挟城中百姓，依赖坚城，才拖延到今天。城一破，便就如砍瓜切菜一般，有什么好看？再者说了，这又不是面对外敌入侵，叛乱的终究是本朝百姓，不过一时被妖教迷了心智而已。作乱着实该杀，但让乱子起来，朝廷就有许多不是。”
李继和点了点头：“学士说的是，这仗原就没什么意思。”
贝州之乱，当然不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战争，这场乱子，农民只是旁观者。但这几年弥勒教的大规模传播，却说明了社会矛盾激化，底层人民受到的压迫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叛乱，朝廷应该负更大的责任。
但谁负责呢？西北党项叛乱，耗费了无数钱粮，却一战不如一战，最后只能议和。不管用什么样的名义，每年都还赐绢帛，可谓是内外交困，丢尽了大宋脸面。陕西、河东、河北沿边三路，这几年负担沉重，最后换来这种结果，不出乱子才不正常。
杜中宵亲历其事，知道这种局面，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能够担起责任的。这种结果，说明天下出现了问题，而且非常严重。党项数州之地，为了对付元昊，朝廷花了太多的钱，说明官僚体系的效率不高。以优势兵力，天下近半精兵，屡战屡败，说明军事上的问题更大。
朝廷没有什么对不起作战禁军的，战事不力，推不到对军队苛刻上面。几年作战，朝中官员普遍捐出俸禄的一部分，支援战事，前线将士足兵足饷。数年无大胜，朝廷对军功依然慷慨。近的如贝州城下的王凯，不过十年时间，就由一个底层的巡检，升到了武臣极任的管军大将。更典型的如狄青，十年间由一个捧日军小校，做到了一路都部署，管军大将。再进一步，杜中宵没记错的话，狄青要做副枢密使了。
从礼遇上讲，管军大将与枢密副使相等，俸禄上还要更加优厚一些。不过副密院是文臣系统，偏向于军令，掌管着人事和财政，权力更大。
杜中宵记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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