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在这儿结识的。俩人从此回到广东，著书立说，开办学堂。后来就有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西太后一番整治，这师徒俩逃到了日本，渐渐分道扬镳。因康有为顽固地坚持着君权神授，鼓吹着君主立宪。而梁启超要实在的多，他不管什么君主立宪还是共和，他求的是救国。只可惜，他一生跌宕，屡屡失败，到了后来政治思想越来越堕落，沦为反对革命的绊脚石。
三人寒暄了几句，康有为终于说出了来意。“学生这就要返乡了，大人久居海外，于洋务之事知之甚详，不知可有良策教我？”
何绍明皱着眉看了这师徒二人半天，见眼神中满是期盼，心中不忍，琢磨了下，道：“二位，当今之世，千变万化。而我国朝却越来越没落。究其缘由，盖因无新式之才，民智未开之过。培育新式人才，当置办学堂，而要开启民智，则应置办报纸。书天下大事而一纸，传阅天下百姓，使其明事理，开心智，接受新式思想。如此一来，他日先生欲变法，则众望所归，水到渠成。”
“多谢大人教诲！”康有为听罢，恭敬地行了一礼。何绍明见其神色，想来是听进去了。遂不再多言，返身进了马车。
马车复行，路过那二人身旁时，何绍明看到，这师徒俩依旧恭敬地对着何绍明的车子抱着拳。何绍明心中有些茫然。能说这二人是错的么？他们俩为了强国，反复思索着强国的道路，探索着应该走什么路线。真可谓是殚精竭虑。虽然后来两人有些贪生怕死，最终没成为烈士，连带着历史上的名声也毁誉参半，但起码他们是第一批想着要改变这个老大帝国的人。
他们是可敬的，也是可悲的。可悲就可悲在，他们终是旧式教育下成长起来，骨子里刻着‘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想。
光绪十八年初冬的时候，北方商贸军屯天津卫，正是繁忙的时节。
街头巷尾，除了各色百姓，还有穿着五云褂练军军服，操着淮地口音的淮军三五成群地乱转着，张大了眼睛看着花花世界。不比京城，天津卫的洋人可多了不少。头戴着绅士礼貌的英国佬，挎着洋婆子，对着街头巷尾指指点点；一身猎装的美国佬扛着摄像机，望哪儿一戳，哪儿的老百姓就四散一空；穿着和服的小眼睛日本人，眯眼低头从街头走过。如今日本人的物什儿，在津门老百姓眼里，可比不了西洋货。闹市上没他们开店的份。还有一些穿着洋装的中国人，那是各国洋行的中国买办。走到哪儿，周围的老百姓都跟看猴儿一样，时不时地骂几声‘二鬼子’。
要说，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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