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在他的行动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大元朝的皇帝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三月，元使赵良弼由高丽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日本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拒绝，不得以被迫回国。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欲望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当时，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向南威逼宋朝，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席卷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放眼天下，视线所极，除了宋朝，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而且当时的日本与宋朝关系十分密切，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对宋朝抗元有较大的帮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断宋朝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毙。
忽必烈想要征服日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说中日本极为富有。根据《旧唐书》记载：“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若五斗器。”《新唐书》也记载：“永徽中，倭献琥珀，玛瑙若五斗器。”掠夺财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根本的特征。
从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起，忽必烈就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当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2000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宋朝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中都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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