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淋的，肉糊糊的，挠得腥腻味扑鼻，挠得腥臊气熏心，好像来到屠宰场，怎能叫他们不害怕不恶心？转身，掉头，又指着赵芙蓉同学说，脚跟有冻疮，经常脱落鞋袜揉搓，流脓水，有怪味，看疮疤，有血痕，害得他们每一想起，就连饭菜都吃不下啊！
他们指着我们的痛处哈哈大笑，我们却只能傻傻地讪笑。我们翻脸，他们会说你们开不起玩笑。没钱治病，是我们的错么？没鞋袜穿，就该遭耻笑么？我们的自尊被撕破，他们永远无法感知，所以难堪，无奈，尴尬，孤独，凄惶，只能颜面扫地。
初一的班主任是位未婚青年。他从乡村考去地区师专读大学，毕业后又从城里，分配到原籍乡镇当公办教师，自认是吃“国家饭”的国家干部，想通过保持讲究卫生，爱清洁，爱干净的城里生活习惯，跟过去的自己，自己的父母，家乡的农民，还有民办老师，区别开来。他听干部子女指点，工人子弟说说，再看看农村娃娃的癞脑壳，第一反应就是感觉到胃肠翻腾，自己忍不住要吐。吐了之后，首先对恶心颇有同感，接下来便是同意他们的看法，接受他们的想法，采纳他们的建议。他重新安排座位与同桌，让他们坐前排，让他们自由组合，自主选择同桌。乡村同学坐后排，也可以自选同桌。
坐前排的优势，当过学生的，哪怕是木头人，都能明白。过去，为了平息座位前后之争，大体上以学习成绩优劣的名列，来安排座次。只有学习实在差劲的，完全没希望的，不必耽误时间的，谁都不存妄想的，根本懒得再管的，才被贬到后排，打入后排，任其来去自由，随其自取其咎。
袁秋华学习成绩最好，只因为父母是农民，自己是农民子女，也享受同类待遇，一样被班主任抛到后排，弃之不管。她认为受到轻蔑，侮辱，感到十分生气，愤愤不平。
她站起来说：报告老师，我个人认为，调整座位，是下策，上策该当是分教室，让干部子女一个教室，工人子女一个教室，农民子女一个教室。
班主任说：这个主意不错，我请示校长，可以尝试一下。
袁秋华说：我将上书教委，建议彻底改变现有教育模式，进行教学改革，让干部子女一个学校，工人子女一个学校，农民子女一个学校。
班主任说：这种建议书，没必要上。大城市早就这样了，党员有党校，干部有干校，工人有工校，农民有农校，只不过你不晓得罢了。
袁秋华说：五四运动前，蔡元培先生就倡导，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有教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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