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世宗皇帝又如何去行那‘耗羡归公’之制呢？”费淳道：“其实加赋与否，并不仅在于表面数字，旗丁水手平日就多有滥行征收漕米之事，朝廷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想管，可每次念及他们本身所得微薄，若是严行约束，只怕旗丁水手衣食无着，竟而生变，也只能置之不理了。可若是他们漕运所得，足以养家糊口呢？到时候大半旗丁，便不必滥征加耗，即便还有贪得无厌之辈，朝廷想要严办他们，却也有了理由，百姓也可少受滥征加耗之苦。这一加一减之间，或许百姓的负担，反而没有先前那么重了呢？世宗皇帝改耗羡为养廉，表面上多了火耗之赋，实际上却除了滥征火耗之弊，就是这个道理啊？”
说到雍正的养廉银之制，阮元自也不好反驳，毕竟若是没有每年一万两的养廉银，自己助海防、救溺女、兴诂经精舍之事，只怕都无力操办。可想着朝廷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阮元依然不能放心，又道：“费总制所言，其实也有道理。可眼下漕务之弊，并非仅在旗丁水手滥征加耗。旗丁水手每年入不敷出，其原因在哪里？这沿漕上下，多有官吏滥行陋规之事，正是这重重陋规，让漕帮不得不把大笔开支花在衣食之外。若是能将陋规裁去，不是更容易获得治本之效吗？”
听了阮元之言，费淳倒是并未动怒，只是长叹了一声，对阮元摇头道：“阮中丞，你真的以为陋规之事，是我们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想改的吗？可眼下这沿漕情境，陋规之事，不是我们不想改，是根本不能改啊？”
见阮元略有不解，铁保也跟着解释道：“伯元，其实官吏滥收陋规之事，老师也有耳闻，而且老师也知道，就在去年，岳中丞曾把整治漕务之事，重点放在了陋规上，将数十名兼理漕运的佐杂书吏，都以滥收陋规之名加以黜退，可后来呢？新来的一帮书佐吏员，所行之事，与之前之人毫无二致！甚至有些吏员因办事生疏，还出了新的亏空。你说眼看这些事，岳中丞还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把这一批吏员再行黜退吧？这整治陋规之事，老师也想着，不是不能办，而是办起来太难了。相较之下，若是只把清赍银的制度改了，就能暂缓旗丁水手之困，那从易到难的更革漕务，不是更方便吗？”
“岳中丞之事，老夫也有听闻。”费淳道：“因为那些办事生疏的新吏员不熟悉开支，一年下来苏州多了不少亏空，岳中丞也把自己的养廉银捐了一大半，才勉强补上漏洞。岳中丞做巡抚也有好多年了，可老夫清楚，他家中不过房宅四间，田产不过七十余亩，除此之外，再无多少余财。当时我们和岳中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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