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的警察，与其说脱身于旧的衙门公差，不如说是换了黑衣的护国军。
大明制度，公使人尊称为“差役”，贱称则为“皂隶”。
传说太祖高皇帝因为憎恨胡元，所以将前朝卿大夫之冠带于皂隶头上，称为“平顶巾”或“皂隶巾”。
平顶巾与捕快的小帽一样，不覆额头，意为“无颜之冠”，以示绌（CU,同“黜”）辱。一叶知秋，可见大明国初衙门公差的地位有多高。
斯时成为衙门公差的人，来源五花八门，但绝少读书之人。有委身贱籍因罪没官之人，也有更番上值勉服劳役的无知小民。
然而到了朱平槿生活的时代，衙门公差像大明朝的许多职业一样，已经此起彼伏，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些衙门公差因为长期在大领导身边工作，又有世代久居子孙相替的制度优势，所以逐渐与士绅勾结，甚至自己也化身为士绅中的一员，在地方上形成一股强大的黑恶势力。
初来乍到的新任知县、知州，若是情商太低，得罪了堂下的地头蛇，往往不知不觉中便被人拿了把柄。轻则丢乌纱，重则丢脑袋。
对这些吃拿卡要包诉揽讼的衙门公人，蜀地百姓早就恨之入骨。除五蠹运动爆发，便是从除衙蠹开始的。
正因如此，蜀地建立崭新的警察体系，只能另起炉灶，绝不可能建立在旧有衙役制度的基础上。
护国军和蜀考，从政治坚定性和文化程度上，为蜀地警察体系奠定了充足的人才基础；
“护国安民，天下太平”理想的深入人心，又从理念上和体制上重塑了警察队伍的职责定位和组织原则。
但是，警察队伍并没有一味排除旧的衙门差役。
常言道，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衙役里坏人多，但也不全是坏人。一些衙役因为各种原因，被新的警察队伍留用了。
这些留用人员或者熟悉本地情况，或者善于与社会各类人物打交道，或者有一技之长。还有个别的衙役，他们本身就是有影响力的士绅或者商人，在地方危难时能够发挥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重大作用。
比如仪陇县衙头周常忠，在仪陇县城被围断粮之际，与士绅邓问行等人一起领导了仪陇县百姓的长期坚守，为保全仪陇一县立下了大功。
长期在D务部门工作，具有丰富统战经验的蜀世子朱平槿，当然不会幼稚到用理念左右行为，眼睁睁把这些能够发挥作用的人推走赶跑，挡在体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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