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给国君粘的紧箍咒是天道，君主要顺应天道，仁政爱民。而法家给国君戴上是法律的枷锁，君主要悬法而治、奉公去私。
如果你是一国之君，是要不傻，愿意用法家还是用儒家？相必多数人会选儒家，儒家把你吹捧为至圣先师，道德楷模，你不晕菜才怪，而儒家给你限制只是根伸缩性极强的松紧带。所谓的天道，也真有天知道，除非你犯了大逆不道的事，天道几乎不会管你的。
反观法家就不那么识趣了，法家说你皇帝也一样，不是什么真龙天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鱼虾而已。你能统治国家仅仅是因为你生得好，听到这你一定气晕了。更要命的是法家时时念着法律的紧箍咒，说法律不能随意修改，无论你高兴与否都要按法律办事，即使是不大不小的事也要依法办理，你要做守法的楷模。
想想用儒家，你可以恣意妄为，朝野上下都将你奉若神明，天天万岁喊着，好东西供着，放个屁都能被当做金言玉律；而法家不但不敬着你，还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头顶上还悬着把法律的利剑，说不定哪天就会将你罢免。如此答案就简单了，这当然也就是为什么历代帝王选儒家的多，选法家的少的原因。
赵昺学了这么多年的儒术，清楚儒家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大同的社会理想，使社会与民众有了高远的目标。但作为治国之策却有着不足之处，其是性善论的理想主义者，是以至圣先师的言论作为行事的标准，把道德作为法律使用，也是引礼入法。
但是道德太过泛泛，比如要求公共汽车上必须给老幼让座，否则杀头，可是标准太高，一般人根本无法达到，于是伪善盛行，贿赂公行。翻翻几千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儒家治下除了伪善和人性扭曲之外，就是造假和贿赂公行。所以赵昺以为儒家只能作为个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却不是治国之术。而历代历代也是儒法之道杂行之，兴兵建国时实多为法家，守成多用儒家。
不过赵昺却尴尬了，他初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哪里懂得这些，又没有治国治军的经验，于是参照自己前世管理企业的模式管理部众，反倒暗合了循名责实的法治基础，使帅府上下形成了事事有人管，尽心尽责的行事作风。可随着行朝的迁入，又把以儒治国的制度带到了琼州，虽然他也进行了抵制，但是……若是能彻底实施，自己恐怕也装不下去了。
所以说赵昺今天受了点腌臜气实是自找的，但是作为儒法治国的最大受益者，这点气不高兴也得受着。好在他坚持以法治军，没有让其波及军中，而潜邸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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