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回避制度，可以说已经严密得无以复加了。
那些批判传统司法制度欠缺程序正义的人，显然是将戏说误当成历史了。编造出“包公铡侄”故事的旧时文人，与将“包公铡侄”行为当靶子的今日学者，其实都误以为传统司法制度不讲究亲嫌回避，才会出现大义灭亲的司法官，只不过前者将“大义灭亲”吹捧为美德，后者视“大义灭亲”为司法回避程序的缺失。
遗憾的是，事实恰如后人所指出的那样：“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别勘的制度。”生活在元明清时期的小文人，已完全不知道宋代繁密的司法程序设计，只能凭着自以为是的想象编造包公审案的过程。
因此宋亡之后才批量出现的“包公戏”，实际上跟宋代司法制度已毫无关系，顶多只能反映元明清时期的一部分司法观念与实践而已。借助“包公戏”批判传统司法模式是大而无当的，因为“包公戏”实际上遮蔽了发达的宋代司法文明。
不过在赵昺这个现代人看来，尽管宋朝依据分权的原则，从功能和机构两个方面，建立了以司法系统自我监督纠错的司法内部的监督机制，以及为防止弊端，或在发现审判错误后启动的司法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但是，宋朝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其正面作用亦不应被夸大。
首先，宋朝实行刑事审判监督机制的目的在于追求裁判结果的正确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出现法外执法现象，在制度层面上为行政权干涉司法提供了机会，反而导致了司法的不稳定性。其次，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法官既是司法系统成员，又是行政权力系统成员，行政管理权与司法管辖权相混淆，同时又相互渗透，使司法容易偏离法律，在法治中掺杂着人治的因素。因此，宋代刑事审判的监督制约机制虽然促进了司法的公正，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赵昺作为这种政法合一制度下的最高统治者，天然的具有了对司法的决断权，也就是说拥有死刑的最好核准权。当然对死刑的核准权也有例外，在宋代初期，基于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规定州级审判机关对于死刑案件具有定判权，不必报请中央核准。中央刑部只在死刑执行完毕以后进行事后复查。
但自北宋中期以来，死刑案件必须由提刑司详复后才能施行，州级机关不再享有终审权，并逐渐形成为一种制度。该做法一直沿用到南宋。除非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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