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线的视而不见，把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归因为少数统治者的偏好。形势殊异，重要的不是具体地措施，而是措施所勾勒出来的整体的脉络局势。
所以赵昺认为对汉家制度的真正最有价值的论述来自中兴明主的汉宣帝。宣帝的太子即汉元帝认为宣帝用刑过于严厉，建议他多任用儒生，汉宣帝勃然作色，汉家自有自己的法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为何要单独重视德行教化，仿效周朝的制度呢，况且普通的儒生不知道时事，喜欢以古非今，让人困惑形而上的名实，不知道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哪里值得委以重任。汉宣帝甚至断言将来使汉家衰败的就是汉元帝。
汉宣帝的话有这样几层意思，汉家制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这种制度是从始贯穿的，并不是汉宣帝自己创立的，道德教化不应该忽视但必须有限度，周朝的制度不合于现在的社会实际，汉家的治理注重实际而不是庙论，儒生缺少行政能力应当慎用。
总结可以看出，汉家走的是一条彻底地吏治国家的道路，这是秦制的延续，而非周制的复辟，表面上的黄老儒家法家都只是点缀和手段而已。开国时的分封用儒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吏治使国家真正稳固。
所以赵昺的理解是汉帝国虽然是以反对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但是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却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
不过儒生们此时也开了窍，在秦帝国时异常顽固、反对新制度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汉代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他们提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思想并不决定位置，而是位置决定思想。他们的参与弥补了赤裸裸的法家国家的道德困境，使得任何政治斗争的变迁都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并以此对君主的权威进行限制，在这些情况下，儒家实际上异化成吏治国家的儒家。
入唐后，儒家开始得到了重视，但也是有历史的现实性。事实上三教在唐代都是获得极大发展，佛教重禅宗，道教重玄学，儒家重立经学以及心性学雏形，它们的发展其实依然是魏晋玄学讨论的延续。儒家主张礼乐文明并不违背人的自然天性，因此要文明。
道家主张与此相对；两派讨论至五胡乱华，两派都失去讨论的社会基础，此时佛教空论破有破无，两者皆空，趁势而入；破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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