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用郡县制已经取代了分封制，律法、度量、文字乃至车轨都被置于同一的标准之下。新的天命体现已经用帝号与五德建立起来，皇帝也履行了封禅的宗教责任。法家被作为帝国的正统思想加以确立，号召全国“以吏为师”，学习律法。兵器被收集熔化重铸成金人放置在帝国的心脏。皇帝四处出巡，考察帝国的疆域。重农力耕作为被证明有效的政策，被推广到整个帝国的领域。
帝国的制度似乎已经建立起来，“秦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下的帝国将跳出分封制下“战斗不休”的宿命轮回。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的篡夺悲剧将不再上演。帝国将在新制度的维系下，获得内在的自信，并以强大统一的姿态对抗北胡南蛮，“传之无穷”。
心满意固的皇帝，借李斯的手笔在全国各地立下石碑，歌颂这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创举：“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但是儒生们却在唱反调，建国初，向皇帝建议，“分封同姓，加以镇之”。主张“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其实在这方面，赵昺认为儒生虽然保守，却不会有大错，因为比起追求虚幻的未来，他们的世界更加真实，因此也更加坚固。旧的形式产生旧的势力格局，旧的势力格局同样呼唤着旧的形式，它们相互增益，构成稳定的历史周期，这就叫轮回。
因此，对于秦帝国的大胆举动，儒生们必定会认为“政治家过于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见，强天下以必从，而不知其流弊之烈，为祸之深也”。但是他又以为历史自有其惯性。然惯性，并不代表大势，秦帝国若屈从惯性，未必不能如同三代，坐享数百年的国运，但也未必能够实现历史上的首次大一统。而在他们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被打压的下场也就不可避免了。
汉在甩掉一切旧有的包袱之后，华夏土地以新建的汉帝国的形式轻装上阵，这个帝国真正深化了此后沿用两千多年的吏治国家制度，因此后世常用意义上的秦制与其说是秦制，不如说是汉制。赵昺以为秦只是确定了各项制度设计的表层工作，汉则真正赋予了吏治制度以内里灵魂。
汉代的治法，无论是黄老或内儒外法又或者纯任儒学，这些情形都是当时人就能清楚看见的，作为后世的观测者，如果只知道当时人即能知道的事实，那么这种肤浅是缺乏对事实的敏感度的结果，它带来的困境就是对大变革时代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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