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较近外，其余诸路的勤王军距离汴京路途遥远，一路上的补给极为困难。
尤其是在金兵南下的危机时刻，北宋朝廷一方面建议勤王军自备粮草武器等辎重，另一面也严令各地官员要保障勤王部队后勤。但这种起于仓促间的命令只能是“意识流”的指挥，就跟军队败退时大喊“都给我顶住”妄图阻止逃跑一样，毫无指导效果。
其结果是，各地粮饷物资调配困难重重，矛盾不断。如西北种家军，这支久历战火的精锐之师奉王命星夜兼程而来，在第一次汴京之围解除后，在宿将种师中的率领下，前往太原邀击金国宗翰部，然而，这样一支有着重要使命的军队，却因为补给不至“乏食三日”，每日仅能以一勺豆子充饥。
最后，粮饷断绝、孤军深入的种师中部士气崩溃，他本人率领亲军与敌接战，身披数创战死。要知道，种师中的哥哥种师道当时被任命为河北河东宣抚使，理论上是负责抗金调度的核心，都说朝中有人好做事，连种师中都不免兵败身死，其他勤王军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这倒并不是说当时的地方官员对于勤王一事丝毫不上心，恰恰相反，第一次汴京之围时，汴京并未被完全围困，朝廷政令基本通畅，因为办事不力被免职罢官的官员不少。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当时宋朝地方的储备，想要负担这些勤王军的军事给养，有时并不容易。
可承平日久的北宋地方政府，并没有供给这样一支庞大部队的能力，一旦超过其承载极限的勤王军队同时到达，那么引起的负面后果不堪设想。更吊诡的情况是，宋廷在勤王诏令中鼓励强盗、流寇们勤王免罪，以至于声势浩大的勤王军鱼龙混杂，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关闭城门拒绝勤王军进城休整，在这种情况，这些军队的补给状况就更加难以保证了。
诚然，在理论上，宋廷通过系统规划勤王军行进路线，避免大军在地方过分集结扎堆，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军队缺衣少粮的情况的。可这毕竟只是理论，这种精细的调度，并不是一个科技落后，无法实现即时通信的时代可以做到的，更不要说这种近乎微操的调度……
“闻江副使一席话，吾明白了陛下暂缓进攻的深意！”韩振突然恍然似的道，“蒙元过去依靠江南的税赋供养塞外草原，在我朝收复江南和两淮后，蒙元产粮地只有河北、山东和河南及陕甘、河套等产粮地，但所得赋税只能勉强维持朝廷所需，难以如以往供给塞外。”
“此次我朝二次北伐是在九月，正是秋收刚过，而税粮尚在征缴赋，并未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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