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可谓撑起了中国战争史的“半边天”。比如被天下读书人奉为“祖师爷”的孔子，不仅本人在“隳三都”的政治运动中亲自率军击败了叛军，孔子的弟子中更有以鲁国弱旅大胜强敌齐国的冉有等军事人才。
周公更是能征善战，可谓是战功赫赫，其也正是凭借在军事领域的成功，极大的巩固了其政治地位，以至于后世诸多权臣都以之为榜样。
后世演义中，汉末三国时代魏国的曹操、司马懿；蜀汉政权的诸葛亮、法正、蒋琬；东吴的鲁肃、陆逊、诸葛恪等人似乎都是以文臣的身份掌握着一国兵权。也正是由于故事太过于脍炙人口，以至于很多读书人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就是文人，其实扇扇子的是诸葛亮，但“羽扇纶巾”其实是周瑜。
历史上出现这种现象，赵昺以为其实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相关。从商、周到魏晋的历史，人才培养和信用体系并未出现明显的文、武分野。例如春秋时代，孔子首开“有教无类”的私学先河，但课程却不仅限文教；商周时代的大小贵族为了维系在宗室中的政治地位，往往文武兼修，商王帝辛便不仅“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更兼膂力过人，可以“手格猛兽”。
这种“文武合一”的教育模式，显然仅适应于春秋那种“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的低烈度战争形势。随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来临。各国开始通过内部改革来扩大军队的规模。
在这种“农夫皆操戈刃，童稚亦登册籍”的背景之下，为了“忽悠”更多的人加入军队，自然必须建立起全新的升迁体制。赳赳武夫正式跃升为各国的新贵阶层。那些“知兵”的文臣更是将历史舞台让位给了白起、廉颇、王翦、李牧等战国名将。
秦汉虽然一统中原，但却面对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的挑战。因此，一度延续了战国末期“重武轻文”的政治格局。周勃、周亚夫父子先后拜相，卫青、霍去病以大司马的名义开设幕府干涉国务的情况下，文臣能够保住原有的政治基本盘都算不错了，自然不敢奢望能够染指军权。
好在，汉武帝刘彻并非一味崇尚武力，在其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下，文臣集团逐渐抬头。不过西汉末年以文士自居的王莽家族之所以能够权倾朝野。靠的并非是道德文章和儒林名望，而是其家族之中先后有五人出任大司马、掌握着兵权。
在两汉之间的乱世中，起兵于南阳的刘秀最终脱颖而出。但坐稳江山之后，他不得不给予曾鼎力支持自己的地方豪强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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