昺略带讥讽地笑道，“汉家走的其实是一条彻底吏治之路，正是秦制的延续，而非周制的复辟，表面上的黄老儒家法家其实都只是点缀和手段而已。开国时的分封用儒也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而正是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汉的吏治才真正得以稳固。”
赵昺的话可谓十分直白，等于扒掉了人家的遮羞布，让几人都有些尴尬。看看几人面色都不大好，他识趣的添火烧水，不再多言。而心中却是腹诽不已，自己说的已经够含蓄的了，事实上更为不要脸。
若是以法治国秦只是确定了各项制度设计的表层工作，而号称开创以儒治国汉则真正赋予了吏治制度以内里灵魂。可汉帝国是以反对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
待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却也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而儒士们在入汉后反而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他们提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不过赵昺以为自己这个半吊书袋子都能看出其中的奥妙，那眼前的三位大儒也定然清楚。汉代的治法，无论是黄老或内儒外法又或者纯任儒学，这些情形都是时人就能清楚看见的，而作为后世的研究者，如果只知道当时人就知道的事实，对大变革时代的巨大隐线的视而不见，只把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归因为少数统治者，那么这种肤浅的认识便是缺乏对事实的敏感度的结果。
“陛下，历代以儒治国，也不无盛世频现。而以王道治国才可长治久安，以霸道施政终难逃一代而衰！”刘因怎能听不明白其中的变故，但仍然不愿放弃自己的坚持，似在挣扎道。
“静修先生误会了，治国非是纸上谈兵，也非几句所谓圣贤之语就能实现理想，而是要因时而动，不能固守旧制。”赵昺言道，“儒学以内诚为主，以仁义礼智信为显，依靠儒学本仁的态度，至诚的思想境界，以此施仁政、教化百姓，那也需是和平盛世。而在人命如草芥的乱世，却无法平动乱，聚财富，需要的是以严刑厉法建立的制度！”
“即便盛世来临，国制也应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治理国家注重实际而不是庙论，而许多大儒注重理论却缺少施政能力自然应当慎用。当然道德教化不应该忽视但必须有限度，恢复古制更不可取，周制早已不合于当下的社会实际，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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