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无数教训都表明，此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旦进入中央核心掌握大权，其危害往往更加深远和隐蔽。
这类人通常具备高智商与高情商，能够精准判断局势与他人心理，但其核心驱动是高度工具化的理性与隐蔽的自我中心。他们善于将人际关系彻底功利化，其同僚、下属甚至盟友都被视为可计算、可替换的资源和利益。
这类人会将一切都市场化，资源化，数据化，然后为自己的行动披上『集体利益』的外衣，使真实动机难以被察觉。通过制度缝隙、语言艺术或责任转移，让负面影响由他人承担，自身却保持『清白无瑕』。
因此斐潜才将司马懿放在了南阳。
一方面，南阳确系要地，连接荆襄、关中、中原，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自袁术祸乱以来，又历经曹操刘表等多方争夺，战火频发，民生凋敝至极，百废待兴。这个地方急需一位有足够能力、精明理智，且手段灵活的人来治理，整顿秩序，安抚流民，恢复生产，将其真正转化为骠骑政权稳固的产粮基地和联通南北的枢纽。
司马懿的才智和政务能力，足以胜任此等艰巨任务。
这也是实实在在的重任，并非虚置。
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司马懿的一次『沉淀』与『淬炼』。
将他从最前线、最能快速攫取军功和政治影响力的核心中央位置调离，放到一个需要耐心、务实、与民生息、经营地方的位置上。
治理南阳，自然不是一日之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斐潜也就等于是将司马懿投进长期评估与追溯的制度之中，不仅要看其短期决策时的理由，更要看决策执行数年后的实际后果，并将此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相对平淡却关乎根基的实务中，磨一磨性子，让司马懿看一看真实百姓的疾苦与需求，体会一下『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琐碎与不易……
这既能发挥其才，又能观察其心志是否能在平凡中保持忠诚与勤勉，更能避免其过早就累积到了太多的功勋，导致不得不将其冷遇，或是烹煮带来的负面作用。
至于现在替代司马懿的谋臣位置么……
斐潜目光转向了一旁的诸葛亮，心中暗想这司马懿今日倒是有些失之沉稳，莫非是因为看见诸葛亮了？
这是天生的磁性排斥效应？
若是司马懿不主动提及要协助攻打太谷关，斐潜多半还会再观察看看……
不过既然已经如此了，斐潜也没有迟疑，他现在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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