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去中国化，准备据为己有，才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有限的研究素材里，几乎找不到关于扶余四术的记载。倒是在四五十年代几本日本学者对东北亚文明的著作中，他找到了一点零星的线索。
日本学者并不知道有扶余四术这回事，他们只是发现高句丽国中的大巫对国君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而大巫并不是由国君任免的，而是一代一代以师徒的关系进行传承。当然，大巫不会只是一个弟子，但在萨满教中这一点做的非常民主，是进行一种类似于科举的秘密考试，选择成绩最好的，再由大巫带领一段时间，在大巫大限将至时，把衣钵传给他。
这种大巫内部的选材考试进行得非常神秘，外人很难了解到具体的内容。但肯定不止是巫术这一项，还包括治国方略，内政思想，排兵布阵，建筑设计等方方面面，是个综合能力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句丽国的大巫掌握着当时最尖端的知识和科技，而且是以某种严密的组织方式服务着朝廷，是政府智囊团的雏形，只不过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看到这些，廖焕生直觉中已经发现，大巫绝不仅仅是东北原始宗教的传承者，其中很多思想都有墨家的影子。民主、技术、传承、开智、堪舆、守城这些神秘和隐晦的内容，似乎正是墨家思想对原始宗教的改良，而墨家的思想中一样尚鬼神，倒是和原始宗教思想并不冲突。
廖焕生又想到，唐代武则天时，高句丽为李绩所灭，但高句丽巫术并没有一并消亡，而是由此转入民间，转入了地下，依旧活跃在广大的农村，慢慢被人称之为萨满教。萨满教的民间化，其实造成了原来巫术中墨家那部分治国理念，军事理念，建筑机关技术慢慢失传了，毕竟对乡土农民而言，温饱是最重要的，治病是最有用的。墨家的东西不能吃不能喝，学来无用。
但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点被传承了下来，就是对中原政权的颠覆，孜孜不倦的造反尝试。特别是明清时，萨满教与白莲教、百贯道的融合，形成了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宗教组织，而一直活跃着。直到解放后，向莲教和百贯道才被新中国彻底消灭。
有了这个启示，廖焕生想到，原始的高句丽文献中找不到巫术的详细描述，后来的萨满教或白莲教的文献中，也许会找到些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廖焕生在县文化馆找到了一本出版于五十年代的书，书名叫《东北萨满教研究》。薄薄的一本，百十来页，从书上的印刷信息上看只印过500本。
关键是书后还有一个借书记录卡，四十几年的时间，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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