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从我们建立的伙伴关系以及业务结构中看出这一点。”
政治需要以经济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不可能让搞政治的人只替你吆嗬不吃饭不享受），反过来，经济需要政治来制定商业规则（为了赚取更多的money支持政治)，保证其正常运转。
商人除了对市场需求的了解之外，还需要掌握包括劳务、技术、制度等相关资源的信息或知识。
一个商人或者企业家要想从竞争中胜出，往往是因为其对于这些信息或知识的掌握更胜一筹。
优秀的商人或企业家，通常是因为其掌握了某种能够带来市场机会的独一无二的信息或知识。
商人对于政治的兴趣并不是哪个个体的特殊癖好，而是根植于商业活动本身，根植于其自身利益。
自古以来，商人就表现得比其他平民阶层更多的政治兴趣，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中世纪的城市国家，根本就是商人国家，即使在君主统治之下，西方的商团也长期力图保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在商业不受重视或者受到压抑的古代农业中国，商人阶层的这一特性也不时展现出来，无论是以弦高犒军的方式，还是以吕不韦入相的经历，都是如此。
商人阶层对政治的天然关切，当然会遭致统治阶层的警惕和防范。尤其是在古代中国，大一统帝国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常常采取所谓“重本抑末”的政策，对商人阶层加以歧视和打压。
中国商人要么通过利益交换官商勾结，既为自保，更为共同牟取更大利益；要么采取远离政治的自保策略，“在商言商”。
当然，官商勾结本身也存在着风险，曾经为人艳羡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最终也落得了个抄家的命运。
但无论勾结也好，自保也罢，其实都是特定制度环境扭曲下的无奈之举，是商人阶层无法获取整体性影响力的前提下，个体依据自身情况而作出的选择。
偌大一个中国市场，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所有的人都以黑皮为荣，连那些跑到中国来做生意的外资企业，都很快学会了暗箱操作、行贿受贿。
思科似乎就是靠着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才赚得盆满钵满，雅虎为了在中国的利益竟然可以出卖客户资料。
能过这些事例，胡佑民得出一个结论：要理解政治，借助政治，但绝不参与政治，更不能干预政治。这是红线，不能越雷池半步。
他对官场中人，不再抵触，而是有分寸、有原则地同他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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