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官员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惟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究竟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尖利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悚人耳目，一举成名，对其惩罚反而倒成全其美名，还会落下个箝制言论的恶名，使皇帝进退失据。
明朝末年，言官又往往为小人所利用，其言语权沦为君臣争权，党派斗争的工具。言官制度失去了初衷，有时甚至达到了乱政的地步。
在正德和嘉靖时期，诤谏之风形成气候，都发生过文官集团因集体诤谏受到梃杖，并有多人丧命的事件。
万历时期，诤谏之风进一步发展，消极因素增多，并由量变到质变，正义的外表下隐藏着各种争权夺利的算计。
这些算计无非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名”，一个是“利”。
礼部尚书的于慎行说：“现在士大夫看重节气，不怕生死，往往把廷杖戍谴这类的惩罚看作是登仙之路。一旦受到处分，就意气扬扬，一副舍生取义的样子”。
于慎行的话反映了诤谏的名节动机，而大学士许国则对诤谏的功利动机进行了揭露。
他说：“近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升官，又可掩饰过错，所以人人都争着走这个捷径，这个风气形成以后，简直没有办法能够禁止。”
万历对此风十分厌恶，他斥责群臣“屡借风闻之语”，找他的毛病，而对于“鬻货欺君，嗜利不轨”这类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实在是“好生可恶”。万历认为他们“每每搜扬君过”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沽名速迁”而己。
对于这样的诤谏，万历有也自己“独到”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不予处理，他说：“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这就是万历“不批”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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