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耕;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李自成初下洛阳，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常采取类似措施。
占领西安后，继续以“劫富济贫“相号召。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下“毁坊之令“。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始终执行。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 称新顺王。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起义军雄据荆襄，遂图谋取京师。李自成采纳谋士之策，先取陕西，作为根据地。
十六年九月，起义军与明孙传庭兵战于河南郏县，深沟高垒以疲明军，并利用连日阴雨，明军粮运不继之际，遣轻骑出汝州(今河南临汝)断截明军粮道，大败孙传庭，杀伤明军四万多人，获器仗辎重数十万计，传庭奔潼关。此后起义军分两路进兵陕西，一路经淅川下商州(今陕西商县)入陕南;自成则亲率大军趋潼关。十月，陷潼关，明军溃败，传庭战死。十七年正月，起义军攻克西安，乘胜取宁夏﹑兰州﹑西宁﹑永昌﹑庄浪等地。起义军占领西安后，即正式定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
在皇帝的懦弱无能下，在苛捐杂税的徭役负重下，农民生活苦不堪言，难以维持。百姓生在水深火热的日子中，生不如死的感觉，最底层的农民是最也能体会的。于是，反是死，不反也是死。当人被逼迫到一种地地步时，生死早已抛诸脑后，早已不再以生死了。只有自己做主，才能有生的希望，才能有活下去的机会。于是，早饭就是一种活下去的机会，只要有一丝机会，就绝不会在放弃。哪怕机会很渺茫，也值得去试一试。因为，结局是没有人能想到的，是没有人能够预料的，是没有人能完全知道事物发展繁方向。
是的，事物发展是有规律，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总会有谁了料想不到的时候。于是，造反就自然而然成了，毕竟，这是全民大众的心声。因为苦怕了，穷怕了，那种没钱的日子过怕了，再也不想过，那种穷到骨子里的日子过怕了，那种被别人欺凌的日子过怕了，那种整天为衣食担忧的日子怕了，怕了。如果有重新选择再来一次的机会，我想，谁都不会再放过了，谁都想好好的再过一次人生，过一次安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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