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四十。”
陆时衍看了一眼手机。
九点十七分。
他没有起身。
他只是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那片比他来时要更密、更亮的CBD灯火。
“七年，”他说，“我设想过无数次，如果她回来解释，我会说什么。”
他顿了顿。
“我设想过质问她。设想过原谅她。设想过不理她。”
“唯独没有想过——”
他没有说下去。
苏砚替他说完。
“唯独没有想过，你什么都不用说。”
陆时衍沉默。
很久。
“她不需要我的原谅。”他说。
“她需要的是她自己原谅自己。”
九点五十二分。
陆时衍站在机场出发层门外。
他没有进去。
隔着那扇感应玻璃门，他可以看见E值机岛第三排。
薛紫英穿着一件浅灰羊绒大衣，长发挽成利落的髻，正把护照递进柜台。
七年。
她的头发比以前短了一些，人也瘦了一些。
但背脊还是那样直。
像研二那年她在法庭上申请追加第三人时，站起来发言的那个瞬间。
柜台后的地勤接过护照，低头核对。
薛紫英等着。
她侧过头，望向出发层门外。
隔着玻璃门。
隔着三十米空气。
隔着七年三千公里、数百封未寄出的信、一枚在地下十七米藏了三年的硬盘。
她看见陆时衍。
他站在门外。
穿一件半旧的深灰大衣，没有系围巾。
是她七年前给他买的那条。
他没有挥手。
没有喊她的名字。
没有做任何她曾经在梦里设想过千百次的、重逢时该做的事。
他只是站在那里。
看着她。
隔着玻璃。
隔着七年。
隔着那句从未说出口、今夜终于不必说的“再见”。
薛紫英的唇角动了一下。
不是笑。
是像那年她第一次站在法庭上、被法官问“原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时，喉头滚过万语千言、最后只说出“没有了”的那一刻——
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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