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眼前浮动，提醒他，历史最深的褶皱里，藏着何等惊心动魄的惨痛与悲凉。而所有知情者，都将背负这个秘密，直至生命尽头。此牌之谜，终成绝响，只在极少数人心头，留下一个冰冷、沉黯、带着铁锈与血腥气的烙印。
木牌封装后第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周秉渊参与协助处理一批庚子年流失海外、近期追索回归的文物。其中有一箱杂乱物品，登记为“西什库教堂附近民居发现，疑似当年联军士兵私藏”。在箱底，他发现了一本破烂不堪的拉丁文与中文混杂的笔记，属于某个曾短暂在京的法国随军医生。笔记潦草，记录着见闻与所谓的“医学观察”。
其中一页，让周秉渊如遭雷击：
“……在帝国皇宫附近，获得一件奇怪的木制品，来自一位急于换钱的士兵。上面有奇怪的红色，士兵坚称那是‘皇帝敌人的血’。我出于好奇，用随身携带的初步试剂检验，那红色部分遇到稀硫酸与硫氰化钾溶液，呈现极鲜明的血红色……这很有趣，但我必须指出，这并非人血。根据我的经验，这更像是某种铁盐与植物单宁的络合物，在特定条件下（或许与皮革处理、某种染料或宫闱愚蠢的秘药有关）形成并渗入木材。东方人似乎对‘血’有着迷信般的执着，那位士兵和他的买家恐怕要失望了。真正的血迹，在数百年后，绝不可能保持如此均匀鲜艳的颜色，并呈现这样的化学反应。这不过是一次有趣的化学把戏，或是无知的产物……”
字迹在周秉渊眼前模糊、晃动。稀硫酸与硫氰化钾……那是检测三价铁离子的特征反应！铁盐与植物单宁……络合物……
他踉跄冲回单位，不顾一切地申请，重新打开那只密封匣。手续特批，在数人见证下，木牌再次暴露在空气中。他取了自己当年保留的、绝无可能污染的最初那点“血痕”样品，以最严谨的科学程序，重复了笔记中提到的，以及更精密的现代检测。
结果冰冷而确凿：主要显色成分，是三价铁离子与植物单宁类物质的稳定络合物。人类血液残留的标记物含量，低到近乎背景噪音，完全不足以形成肉眼可见的、如此均匀的“血沁”。那几点“组织碎屑”，经更先进的DNA技术分析，确定为多种环境微生物与古代常见胶黏剂的混合物，与人体组织无关。至于木牌背面的“镇怨牌”刻文，经显微分析与木纹比对，其刻痕与木质老化程度，与正面的“百树红霞”四字存在显著差异，显然是后期（很可能是康熙或乾隆时期）刻上去的，刀法、力度、工具痕迹皆不同，所用填充掩盖物，亦属清代常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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