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就没有所谓的美国法律，而是在心情平和的状态下，她脑袋里关于“共情”的部分终于开始正常工作了。
于是祁旻开车回到把安东扔下去的地方找他。被扔下车的时候安东完全是懵的，而祁旻回来找他时早就已经缓过劲儿了。再见到她时安东正处于非常生气的状态——也真是有点儿神奇，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首先都会害怕，但安东当时从内心里就完全相信祁旻不会真的大晚上把他扔在这儿，因此只是对于她过分的表达方式感到非常气愤——这或许就是源于某种对于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任吧。在被安东骂了个狗血淋头之后，祁旻反复道歉并且求了他将近两个小时才让他重新上车。
上车之后安东让她回去就滚出他租的公寓，祁旻也觉得发生这种事儿分手是没跑儿的了，当时只是提出给她三天时间收拾东西找新的住处。而后离开的路上当安东下车去买东西时，祁旻在车里哭了好久。显然并不是因为被甩了，而是她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但奇迹的是，回去之后安东再也没提分手的事儿。后来听他说祁旻才明白，其实安东当时很快就意识到她只是表达不满的方式过激。他对祁旻该骂的骂了，该警告的警告了，他自己的气儿消了，祁旻也深刻意识到她在一些方面的自我控制的确该加强，这样相当于解决了问题，就没事儿了。
后来再也没发生过这种事情，祁旻虽然还会带那把54式，但再也没有拿它主动威胁过任何人。她知道自己除了在自我控制方面有所进步之外，其实脾气并没有真正改善，只是安东对她的情绪表达进行了适应。这或许是他的强项吧，但她在这方面约等于毫无贡献也是事实了。
那年的星空的确很美好，但是建立在亲密关系对方的痛苦之上，再美好的星空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快乐。
当然，祁旻相信安东绝对不会想到这件糟心事儿。他年少时的经历太悲惨，反而习惯性地减弱了对于那些充满负面情绪的事件的记忆，这应该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安东现在的性格乐观而平和，让很多不了解的人都误以为他是中产出身从小在蜜罐子里泡大的，可实际上大概只是因为倘若他没有把自己重塑成一个乐观的布尔什维克，那么早就在高中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像其他多数无依无靠的非法移民孤儿那样在环境中堕落了。
“想啥呢，嗯？”安东对她轻声问道。
祁旻把目光从头顶的夜空上移回来，并不遮掩地说道：“我就是突然想起来当年在黄石公园的时候。”
她的语气罕见地相当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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