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直接替人诉讼外，向人传授诉讼的知识更被视为大罪，南宋绍兴十三年（敕规定：凡是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者，处杖一百。并允许告发。再犯者，不得因大赦减免刑罚，一律要“邻州编管”。从学者，各处杖八十。南宋有一本收录司法官员判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书中专设“哗徒”、“把持”等门类，收集了不少惩治讼师的书判。大明延续前朝的规矩，专设“教唆词讼”条：凡教唆词讼、或者为别人写作词状时有增减情罪情况的，就要作为诬告罪处理。接受委托人财产酬谢的，计赃以受财枉法罪从重论处，处罚甚是严重，洪武时，讼师倒也安分守己，随着天下承平日久，早些年的约束，早已被人忘记，所以越来越多的讼师为报酬，教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委托人想打赢官司他就有办法让他赢，想让人罪名成立他也有办法使人身败名裂。弄得苏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而且苏州讼师还有一大特色，极少是帮百姓打官司的，大多数为了钱财，权势依附与豪门大户，所以杨峥所说一旦碰上了不能真心为民的好官，百姓算得上状告无门了，根本无公平可言，日积月累，百姓对朝廷也就失去了本该有的信任，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无不将田地转入豪门大户之下，寻得保护，这样的结果，如其说是豪门大户集聚天下天时地利人和所为外，更大的原因在于官府断案的不公平所造成的结果，他来苏州之前，就听过苏州有富户凭着打官司发家致富的事情，说是百姓讼其夺产，府县官偏听乡宦官绅之言，每每判小民败诉。其他富户、大户有样学样，使得讼棍之风愈演愈烈，百姓官司打不赢，田产夺不会不说，还要陪进去大笔的银子，久而久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
见况钟面露沉思之色，杨峥并没有急着说下去，他这套看似不公平的理论，早就经过了大明朝第一清官海大人亲自验证过，虽说当时海瑞在苏州的表现不尽人意，无数的豪门大户纷纷举家逃跑，有劣迹的官员听到消息不用海瑞动手，自己主动离职退休，等到海瑞来时，已经是一片狼藉。但不得不说，他这套“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的理念，对苏州的百姓来说却是最公平的，比起豪门大户的权势、财富、地位，平头小老百姓所有的也不过是朝廷给的一亩三分地而已，这是他们为止奋斗的资产，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他们所求的并不多，仅仅是维护自己的资产在自己的手中，能让自己活下去，海大人针对这一点，做到了经济资产的两可案件中，尽量保护经济弱势一方，说到底是维护了他们的利益，落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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