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做官也少不得思索，不过比起君子的温、良、恭、俭、让、忠、孝、仁、义、礼、智九思，官场只讲究三思，即思危、思退、思变——知道有危险就躲开危险，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叫思退；退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以前哪里错了，往后该怎么改，叫思变。前任知府将案子卡在了这儿，显然是感到了威胁，所以选择了思退了，将案子拖了下来，留给了下一任，除了为人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外，倒也不算什么过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看似是不错，可人若少了几分担当的勇气，不免多了几分遗憾，”不登高山，不知山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况钟看着这卷宗，回想着他前任面临的处境，不由得苦笑了声，自己说了那么多，那都是别人的，如今自己同样要面临这个困境，该如何做，他还这有些犹豫，如前任所言，金家的实力太大，一旦得罪了，后果如何傻子都看得出，但不得罪，如何让百姓感受到朝廷的力度，总不能为了一个金家，丧失整个苏州府衙的百姓，退一步说，得罪了金家也不全是坏事，至少能替朝廷收取了整个苏州百姓的心，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后盾，就算金家的势力再大，总不能与全苏州百姓为敌吧，看清楚了这一点，他心头的石头顿时放下了，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所谓”不可为”，不是不能去做，而是在一般人看来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去做。一定要保证很快就见功效才去做，一定要先有利于自己才去做，一定要先有利于自己所在的全体才去做，一定要有利于当时的时代才去做，这几种情况虽然有不同，但都是从事功的角度来说的。圣贤君子做事，所重视的是道义，事功的实现体现在道义之中，而不是把事功放在道义之上。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有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患。依据道义去做事，即使局部或暂时看不到利益，但是，全局的、长久的利益就在其中了。金家的实力是不小，可得罪了他换取是整个苏州的安稳，又有何不可呢？我况钟“宁为循吏，不做清流”。难道就因这点阻力，就踌躇不前么？不，不，绝不，他们的力量虽强大，但我况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朝廷，有杨大人，有苏州的百姓，还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官员，我本是一阶刀笔小吏，承蒙陛下看得起做了这苏州知府，这天大的恩情，岂能不报。
这一番计较，况钟豁然开朗，将惊堂木一拍，道：“来人啊，传金家老爷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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