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就想到，若干年后我是要给孩子们说说这件事的，这件事就是我们去见毛**。
1966年我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一个机要学校去深造。入学通知书拿到手了，户口起了，乡亲们送行的酒也喝了，突然就接到了那个学校的电报：因*****推迟半年入学，具体日期届时另行通知。我遂回校参加*****了。
这年的“8·18”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到10月底已经接见六次了，我们还以为毛**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见的。比方你总得有组织、有领导地去见吧？多亏外地一些到沂蒙山串联并被毛**接见过的红卫兵告诉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根本不要谁来组织，谁想见就能见上。他们还带来了许多花花绿绿的传单，其中一张上就有周总理的话（不知真假），说是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红卫兵坐火车不花钱。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商量了商量，遂做了一面写有“红卫兵”字样的大旗，背起背包就上路了。
领头儿的是一个叫孙红卫（“**”中改的）的大同学，那面大旗丈把来长，当然就非他莫属。他走起路来一耸耸的，有点锅腰子上山——前（钱）上紧的味道。他还注意做思想工作呢，强调要学习红军两万五，长征路上不怕苦；同时要加强团结，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那时候的汽车司机真是没得说，遇见我们就主动停下来要我们上车，我们当然就不能上，坚持步行到北京。孙红卫还编了句口号，叫步行光荣，坐车可耻。
头两天还行，尽管脚上起了泡，但还能坚持。可思想上也开始斗争：一路上都有消息说毛**已经接见七次了，11月下旬还最后接见一次，以后再也不接见了，这个走法能赶上吗？有同学与孙红卫商量，不想他一听就恼了，说是我估计就要有人当叛徒，他自己当还不过瘾，还要鼓动别人当，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后来知道他是怀疑我鼓动别人当叛徒。
第三天，到周村。我们再也不管叛徒不叛徒了，十来个男女同学全都挤上了火车，唯有孙红卫一个人扛着大旗在站台上很鄙视地看着我们，既高傲，又孤独。此后的几天里，我就经常想象着他一个人扛着大旗，在漫天风雪中弯着个腰一耸耸地往前走的情景，可真是悲壮啊！
车到济南，十来个同学走散了。只有我们三个同学挤到了一列去北京的火车上。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永定门车站下了车，就有接待站的解放军将我们接到了报国寺粮食部招待所。这时候我就知道，你看着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但接待工作还是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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