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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倒退，事实上出自中书门下的旨意才能算是正事的圣旨，而非从禁中发出的中旨。
刘涣一事让赵祯愤怒的同时也让他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和不足，眼下种谔兵进青塘，种世衡这位老父从神都城千里救援，这一切的一起都事出大宋现在的政治制度。
越是对权利划分的细致，越使得使用者谨慎，这原本是好事，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不光是谨小慎微的朝臣，还需要有拳拳报国之心的直臣，诤臣。
经过刘涣之事，赵祯猛然发现朝堂上的直臣，诤臣越来越少，即便是包拯都打算颐养天年不过问朝政。
大宋进入治世不假，可还没到朝臣们闭口不言的时候，这么一想赵祯忽然觉得浑身冰凉，他忘记了一点，大宋的朝臣都是敢于直言上谏。
即便是面对高高在上的皇权他们也不怕，甚至担心力度不够，无惧任何压力和权势，这才是大宋文臣们的风骨。
现在，风骨不在，各个力求自保，为的是什么？
而这一局面也导致上下之间，君臣之间的思想阻隔，也才会出现刘涣这般的固执和范大勇的惨事。
人无论做什么时候都要为自己负责，而赵祯明白，自己对文臣的过多限制和分权使得现在的自己尝到了苦头。
但对于分割相权之事赵祯并不后悔，前朝宰相只有一人，这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宋自开国后太祖不光撤去了朝堂上的凳塌，还把相权进一步的划分。
三司的计相，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等等这些就是相权划分的结果，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不存在了。
到了赵祯这里进一步划分相权，中书门下平章事变成了宰执，而参知政事的数量极具扩大，枢密使变成知参谋兵事，一系列的变动使得相权被打散。
现在大宋的宰执权利比中书门下平章事要小，但却比参知政事大，所以朝中依旧以宰执为首。
赵祯忽然笑了，他知道为何刘涣会成功，为何朝堂之中没人去提醒刘涣，原来这一切其实都是朝臣以及相公们在给自己这个大宋皇帝呈现一种想要的结果。
现在看来，刘涣想要在当下的政治制度中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单单是文书的出处，以及各部之间的配合就要有相当权利的人在其中帮忙。
这根本就无法追究，一旦追究起来，怕是大宋的半个，不，大半个朝堂都拖不得干系。
说到底也是自己的不对，赵祯也就不打算在去追究谁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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