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的‘旧社会’，即便是在被标榜为清明时期的仁宗、神宗朝也与史载相差甚远。就说义仓税，它就源于以亲民著称的仁宗皇帝，当时主要面向富裕农民征收，即三等以上户及大中地主，以处义仓防备水旱。可到了哲宗朝就改为纳粮至地方仓库，以之补充国家的经费。于是就失去了义仓的原意，成为一种税收。
不过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宋代是一个文治社会，一个文人当政的国家，而文人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耍笔杆子了，正是他们将许多丑陋的劣行掩盖在光华的文章之下。一些良好政策多停留在纸面儿上，就未得到实际有效的贯彻执行，许多苛重的税收名目也在妙笔之下有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释。使许多原本应该施行的政策陷于反反复复的争议，讨论多，做事少，许多良好的政策最后只能保存于一些人美好的想象与繁多的文牍制度中，而在社会上通行的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弊政。
此外宋朝也讲究ＧＤＰ，对地方官员的政绩有以课税收入作为奖惩的政策，课多者奖励，课少者责罚，另外还有“羡余”的说法——官员把地方府库收入中所谓盈余的部分献给皇帝，以此成为他们加官晋爵的阶梯。诚然如此，客观上宋朝国库的收入有所增加，然并卵它往往也成为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榨取民财的一个动因，简直与‘明抢’无异。
农具是农业生产的工具，就像我们生存需要穿衣吃饭，它是农业耕作的必需品。对农具课税明显是一种无理可讲的苛政。因官府经营的农具质次价贵，农民不愿使用，改为农民自制铁农具，官府无法从买卖上挣钱了，便改征收农具税，依随夏秋两税交纳，逐渐就成为田税附加税。以后有开明君主都认识到农具税的明显不合理，也颁布过减免措施，但财政状况不好便就重新启用。
官吏贪暴，赋役不公，大地主大官僚采取各种手段隐产瞒田，结果使沉重的负担大部分落到贫困百姓头上。沉重的赋税压迫下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失业，出于生计，弃田罢耕，只有在流浪中寻求生机，由此形成巨大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出路主要有应募参军或服役，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出家为僧，少数或者沦为盗贼。
赵昺手上这份方案虽说去掉他主持琼州军政后消减的一些苛捐杂税，没有完全的剪切粘贴，但也复制了七七八八。自己费力巴士的把这么多人骗到岛上，又花费巨资安置，就是为了增加人口发展生产，而赵昺也知道只有好的政策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琼定居，充实自己的实力，使自己可以征粮收税保证开支，获得兵源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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